一
患病，乃一种特殊境遇。无论肉体、意志和灵魂，皆一改常态而坠入一种孤立、紊乱、虚弱、消耗极大的低迷状态。一个生病的人，心理体积会缩小，会变异，会生出很多尖锐细碎的东西，像老人那样警觉多疑，像婴儿那样容易自伤……他对身体失去了昔日那种亲密无间的熨帖和温馨的感觉，俨然侵入了异质。一个人的肉体被劈做了两半——污染的和清洁的，有毒的和安全的，忠实的与背叛的……他和自己的敌人睡在一起，俨然一个分裂的国家。
求医，正是冲此“统一大业”而来。
患者的弱势地位一开始即注定了。他扮演的是一个被动的羔羊角色，对自身近乎无知，束手无策，被肉体的秘密蒙在鼓里——而底细和真相却攥在人家手中。身体的“过失”使之像所有得咎者那样陷入欲罢不能的自卑与焦虑，其意志和力量天然地被削弱了，连人格都被贬低了。他敬畏地看着那些白衣人——除了尊重与虔诚，还混合着类似巴结、讨好、恭维、攀附等意味。他变了，变得认不出自己，唯唯诺诺、凄凄惨惨，对白衣人的每道指令、每一抹表情都奉若神明。那是些多有力量的人啊，与自个儿完全不同，他们代表医学，操控着生命的方程和密码。
对于患者的种种弱势表现，白衣人是习以为常、漠然受之，还是引为不安、不敢怠慢？在一名优秀的白衣人那里，患者首先应被视做一个“合格”的生命，而非一个被贬低了的客体。一名有良知的医生，他一定会意识到：再去贬低一个已经贬低了自己的人，于心于职都是有罪的。同时，他也一定能领悟：正是在患者这种可怜兮兮的表象下，却潜伏着一股惊人的力量——一股让人难以抗拒的莫大的道义希冀和神圣诉求，它是如此震撼人心并亟须回报，容不得犹豫和躲闪，你必须照单领受并倾力以赴，方能不辜负之。不知现代医学教程中有无关于“弱势”心理的描述，我以为它是珍贵而必需的，每个白衣人都应熟悉并思考如何善待它。
“弱势”在良知一方总能激起高尚的同情和超量的回报。但在另一类那里，情势就不妙了——
走进挂有门诊牌号的格子，随时可见这样的两位“交谈者”：一方正努力陈述痛苦，显露出求助的不安，同时不忘送上恭维；一方则满脸冷漠，皱着眉头，一副轻描淡写、厌倦不耐的样子……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接见”，如贵族之于乞丐，官宦之于芥民。更要命的是，很多时候，这关涉“生死大计”的接见维持不了几分钟便草草收场了，更像是打个照面。若患者对轻易挥就的那张小纸片不放心，还巴望着多磨蹭会儿，白衣人便道：“先试试看再说……”其实，这话大有“深意”，也就是说，此次诊断只是个演习，乃试验性的，他已提前透支了一项权力——一次允许犯错误的机会。
细想一下那些粗鲁的医疗行为，若稍加警觉，许多细节皆令人不寒而栗。
一名正实习或上岗伊始的医生常有这样的体会：当病人径直朝自己走来——一点也不嫌弃自己年轻，在冷冷清清的案前坐下时，他的内心会激起多么大的亢奋和感动啊，他定会比前辈们表现出更大的热忱与细致，会倾其所有、使尽浑身解数以答谢这位可敬的病人……遗憾的是，随着光阴流逝，随着日复一日的积习，这份珍贵的精神印象便和其他青春记忆一起，在其脑海中褪色了……
常闻病人家属向大夫送“红包”之事，亦曾目睹有人在医生面前苦苦央告乃至下跪的一幕，那时我想，我们的医疗人员何以让患者“弱”到了此等不堪的地步呢？那“包”和“跪”意味什么？是人家对你的恐惧，是对你人格的不信任，是走投无路的灵魂的跌撞与挣扎……
二
在和平年代，医院已成为接纳死亡最多的场所，也成了唯一能使死亡“合法化”“职业化”“技术化”的特权领地。
作为一名严格意义上的白衣人，一位怀有深厚的人道主义和生命关怀的施治者，无论如何，都不能将死亡视为“合理”——这是与医学的最高境界和使命背道而驰的。
自诞生之日起，医学即注定了其性质只能是“生命盾牌”而绝非任何形式的“死亡掩体”。它是以“拒绝死亡”为终极目标的，这也是其最高的美学准则和道德律令。“必须救活他”——假如医生在这一誓言前让步了、畏缩了，那他自身的价值尺度和尊严即遭到了损害，即等于自己侮辱了自己。
美国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书中回忆了一桩令他终生难忘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