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小羊
1939·荆州
杨桂菊是湖北荆州城东绸庄老板最小的女儿。杨家世代经商，分号遍布长江流域。位于汉口江汉路168号的分号紧临着汪家的绸缎铺。半个世纪后，杨汪两家家道均已中落。
天气炎热，蝉在枝头不安地聒噪。街上偶尔传来一两声枪响，据说日本人已打过了长江。杨家的左厢房里住着一支国民党军队。杨家每天吩咐厨房蒸两大笼馒头，煮上百个鸡蛋犒劳抗日英雄。吃饭时间，军人们聚集在院中，狼吞虎咽，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成年人吃饭的优雅。他身材高瘦，独自坐在一张方桌前，仔细地将鸡蛋皮剥干净，然后才很享受地咬下一口。
他叫李大佐，是这支部队的将领。
局势越来越紧张，不断传来消息，日本人所到之处，年轻女子被奸杀。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荆州可能失守。母亲说：“这支部队里有谁愿意娶你，你就跟谁去吧。”
杨桂菊望向院子里的李大佐，母亲顺着她的目光望去，叹了一口气说：“让你爹去谈，成不成看你的造化了。”
当天晚上，杨桂菊便成了李大佐的媳妇。
第二天，李大佐提议去照结婚照。“要像《大公报》上登的那种，你的头上披块白纱巾。”李大佐比画着说，憨憨地笑。
1941·重庆
李大佐的右手被流弹削飞了一根小指。当他手缠绷带回家后，杨桂菊什么也没问。晚上，李大佐问：“你咋没哭呢？”“你又没死。”杨桂菊说。李大佐哈哈大笑。他喜欢这个已初为人母的年轻女子，22岁的华年，皮肤白里透红，在战火纷飞中依然保留了优雅与乐观。她不喜欢与太太们打麻将，坚持每天晚上在油灯下做女红。
那是他们相识后最祥和的一年。国民党在抗日问题上采取绥靖政策，李大佐大部分时间待在重庆的家中。他弄来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在院子里教杨桂菊骑自行车。杨桂菊穿锈红色的棉布小褂，黑色布裤与浅色的绣花鞋。绸庄掌柜的女儿总能想办法打扮得与众不同。
杨桂菊坐在自行车座上，李大佐在她身后紧紧抓住后座。自行车的车轮在泥地上画了一圈又一圈，终于，李大佐松开了手。在那个夏天的午后，杨桂菊骑着自行车在院子里飞快前行，头发上滴着汗珠，身上蒸腾着热气。她像坐在一只梦幻的旋转木马上，一圈又一圈地在同一个地点经过那张熟悉而亲切的脸。他朝她笑，朝她挥手，朝她做鬼脸，他像一把刀，将快乐深深地刻进她的心房。
1949·上海
1949年，国民党将领纷纷开始了逃亡之旅。李大佐不敢把这个消息告诉杨桂菊，她每天晚上如婴儿般蜷缩在他身体的阴影中，很快便进入梦乡。他望着她的脸，她似乎天生就有一种强大的对于人生悲苦的遗忘功能。李大佐决定留下来，如果要死就死在她脚下的这片土地上。
8月13日晚上，没有月亮。她忙了一天，去街上买了葱油饼，卤了鸡蛋和五花肉。深夜，她打好了包裹。他惊讶地问：“我们要去哪里？”
“你走！”
他跳起来，本能地喊：“不！”
她湿润的眼睛阻止了一切语言。
大船三更起航。他在黑暗里紧紧地抱着她。她闭着眼睛，如无数个他无法入眠的夜晚看到的那般安详。他以为她睡了，以为她什么都不知道，却不知她与自己一样，夜夜难眠。为着即将到来的分离，为着未知的命运。
她送他去码头。街道寂静得像一座公墓，她紧紧挽着他的胳膊，脚步“噼啪”作响地打在漆黑的路上。
他说：“我会想办法接你过去。”
她说：“我知道。”
大船在黑暗中像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山。人们安静而迅速地走上船去。她推他，先是轻轻地，然后使劲地、拼命地、歇斯底里地将他往船上推。大船覆了黎明的清水驶向远方，他看不清她的脸。她一个人走在来时的路上，脚步“噼啪”地打着微明的路。有一阵，她蹲下身子，眼泪滴在路面上一只早起的蚂蚁身上，蚂蚁受了惊吓，飞快地逃走了。人如蝼蚁，在强大的命运面前，逃生，逃生。
1959·荆州
杨桂菊是荆州第四纺织厂的厂花，尽管她已不那么年轻。这个新中国成立前大户人家的小姐、国民党军官的太太，保持了恰当的矜持与神秘。
每个星期至少有两次，她带儿女去厂里的公共浴池洗澡。她将湿漉漉的头发用白色毛巾绾起，站在浴池门口给女儿梳头发。女儿的头发又黑又长，她拿一把嫩绿色的塑料梳子，轻轻地从上至下拉下来。邻居家的女儿被母亲用粗糙的木梳将头皮拉得生疼时，总是忍不住喊：“你怎么不像李玉婷的妈！”“她是大小姐，你妈是大老粗。”女孩被母亲呵斥着不再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