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超
林庚出身世家，其父林宰平，“生平爱艺术，好朋友，精书法，能诗文”，身在北大，兼职清华，在学界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同为清华国学院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按说，这样家族出来的该是做派盎然的世家子弟才对，可是，先生不然。
那时，先生家在福建会馆，离鲁迅、周作人住的绍兴会馆仅八丈之遥。先生自幼酷爱放风筝，家门前有个大操场，每当风起之日，天空中就飞舞着他的风筝。
先生少年英发，从国内顶尖的中学毕业后，于1928年考入清华园，读物理。两年后，林庚突然发现自己对文学居然如此难以忘情。有一天，他找到了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申请转系。不久，他就成了国文系的学生。从此，他与吴组缃、孙毓棠成为同窗密友。在此后不长的时间里，他发表了二三十首旧体诗词，以至于在旧体诗词中流连忘返。只是突然有一天，他醒悟到：古典诗词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近极致，无论今人怎么努力，都难免嚼前人嚼过的馍——一样的格律，一样的措辞，一样的风格，一样的主题……现代人无论有何等的才力和心气，都难以超越古人而另拓疆土。
从此，开始写起新诗来。
不日，先生在《现代》发表了第一首诗《风沙之日》，写出了对现实的不满：北平太荒凉，太死寂，实际上完全是个“边城”。先生的新诗生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自此，诗人林庚横空出世，声名鹊起。其诗既有翩翩欲飞的少年精神，亦别有一抹晚唐诗的风韵，故在众多诗作中独标高格。可以说，如此年少而成就如此大名者，在彼时的清华，大概唯曹禺一人可比。
当时，季羡林、吴组缃、李长之诸人亦颇为活跃，四位少年，联袂清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遂得“清华四剑客”之美誉。
1933年，著名诗集《夜》的出版使得先生顺利毕业。同时毕业的，还有吴组缃、钱钟书、曹禺、乔冠华、孙毓棠、王铁崖、巫宝三等，这就是清华历史上极其著名的“神奇的33届”。近乎同期在校的还有华罗庚、胡乔木、吴晗、钱伟长、叶笃义等。所有这些人，日后都成为各界的一流巨子，为中国现代史画上了极其璀璨的一笔。
毕业后的林庚，开始担任朱自清的助教。
1934年的夏天，东北烽烟渐盛，阴影直逼北平。这时，先生下江南了，由北平而南京，由南京而上海，由上海而杭州，一路山水，一路诗文。在这烟雨江南的山山水水中，先生且走且写，且行且歌。可身在六朝金粉的江南，他还是不忘烽烟弥漫的北国。
在上海，他见到了施蛰存，二人遂莫逆终生。经此南行，长居北方的先生亦与南方结下了不解之缘。抗战爆发后，先生作别北平，挥戈南下，在厦门大学开始了其严谨的学者生涯。抗战胜利时，先生也完成了其皇皇大作《中国文学简史》。此书甫出，文林为之轰动，先生亦成新一代文学史家之殿军。先生出身诗人，谈诗论艺自是牛刀杀鸡、势如破竹，其书于楚辞、唐诗、魏晋文章与明清小说，均有新论，笔之所至，蔚成经典。尤其是“盛唐气象”和“少年精神”，更成为中国诗论中的经典论断。
新中国成立后，清华、燕大文科尽数归并北大，先生与季羡林、吴组缃、周一良、王瑶等齐集燕园。从此，先生在燕南园一住就是55年。
世易时移。“文革”一来，烽烟再起。先生是林中乔木，树大就招风。有一日，先生接到一个电话，让马上到北京火车站，有要事。时已子夜，灯火寥落，天宇一片晦暗，这根本就不是个夜出的时候。可是，“上面”之言就是命令，怎么能不去呢？怎么敢不去呢？
先生匆匆忙忙地来到北京站。过去一看，原来是江青要去天津。那一次，看到所谓的全民诗歌运动后，先生深觉锥心之痛。
江青一次次的邀请，让先生苦不堪言。到后来，他已不忍再去。一个矢志追求唯美的诗人，却不得不在政治漩涡中应酬，其滋味何如？那酷爱自由、放达潇洒的天性早已融入骨髓的诗人，又怎能任人摆布？
又一个深夜，他接到了电话，还是江青让他去讲诗歌。
先生咬了咬牙，横下一条心：“对不起，我夫人身体不好，我要留下照顾她。”
对方几经邀请，先生仍是咬紧牙关，不松口。须知，那年头，能够和通天人物攀上关系，搭上线，该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荣耀啊。可先生却不以为然，他不屑于做這红顶诗人，硬是拒绝了。
他知道这次拒绝意味着什么。此事当然不能算完。1974年初，国务院记者招待会前夕，先生收到了请柬。此会由周总理亲自主持，规格极高。先生得知后极是兴奋。“文革”以来，总理独撑危局，身心俱疲，先生多想看看他啊！可是，正在这时，先生得知：这请柬原来是江青让人送来的。诗人大窘，继之大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