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病
回忆起来，似乎自我记事伊始，在那段无限漫长的年月里，我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中的日月，都不曾有过太为暖人的光辉。父亲早年的哮喘病还没有治愈时，我大姐又患上了莫名的病症。为了给姐姐治病，家里把准备盖房的木材卖了，把没有长大的猪卖了，把正在生蛋的鸡卖了。哥哥15岁就到煤窑下井挖煤；二姐14岁就拉着车子到山沟里拉沙石，然后按一立方米1.5元的价格卖给镇上的公路段或水泥厂；我在13岁时，已经是建筑队很能搬砖提灰的小工了。
在很多年里，父亲的病被放在一边，给姐姐治病是我们家的生活中心。大姐手术时，因买不起血浆，父亲、母亲、大哥、二姐和我都站在医院门口等着被抽血。我亲眼看着大哥的胳膊伸在一张落满苍蝇的桌子上，一根青冷白亮的针头插进他的血管里，殷红的鲜血就沿着一条细管子一滴滴地落进一个瓶子里。那个空瓶里的血浆随着大哥的脸色由黝黑转为浅黄，再由浅黄转为苍白，而从无到有、由浅至深。到一瓶将满时，医生望着我大哥的脸色说，你们家人的血型都合适，再换一个人抽吧。大哥说，我妈身体虚，父亲有病，还是抽我的吧。医生说，抽你妹的吧，你的抽多了身子就要垮了呢。大哥说，她是女娃儿，就抽我的吧。医生说，你弟呢？大哥说，就抽我的吧，弟还小，还要给人打工干重活。然后，医生就把插入血浆瓶里的针头拔下来，插进了另一个空瓶里。
那一年我好像已经14岁，也许15岁。总之，我年少敏感，已经开始了对命运的触摸和感叹，像出生在秋后的芽草过早地担心将要到来的冬天的霜雪一样，不及长成身子，就有了浑身的寒瑟。盯着血浆瓶里的鲜血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增多，听着血液安静而清冷地滴答和瓶壁上的血泡在阳光下嘭啪地明亮生灭，望着哥哥苍白如纸的脸，那一刻，我体会到了哥哥的不凡，也隐隐感觉到，我一生都与哥哥不可同日而语的做人的品性。
罪 孽
按理说，老天爷总是睁着眼睛的，似乎连他睡觉时，都还睁着一只似公不公的眼晴。或许，他害怕我家的苦难过多而累积成一种爆发的灾难——因为灾难总意味着一种结束和重新开始——所以他让我大姐饱尝了17年病痛后病状缓轻下来，继而，又让我们兄弟姐妹如接力赛一般，开始疯跑在为父亲求医问药的人生道路上。
那时候，大哥已经是每月26.8元工资的邮电局的临时投递员。他每天骑车跑几十公里山路投信送报，吃食堂最差的菜，买食堂最便宜的饭，有时候，索性一天只吃早晚两餐，把勒紧裤带节省下的钱送回家里。大姐因身体虚弱被照顾到小学教书，每月也有12元的民办教师工资。二姐除了种地、帮母亲洗衣烧饭，也不断去拉沙运石，跟着建筑队干一些零星体力活。母亲比她的任何一个儿女都更多地承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压力：上至下地耕作，下到喂猪养鸡，外到每个儿女的婚姻大事，内至每天给父亲熬药倒痰，可以说，父亲的生命，几乎全都维系在吃药和母亲的照料上。所以母亲每天少言寡语，总在默默地承受，默默地支撑。
1982年冬，父亲的病愈发严重。那时我已经是个有4年服役期的老兵，是师图书室的管理员。家里在窘到极处时，父母想到了我，想到了部队的医院。这一方面是因为部队医院隐含着一定的神秘性，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部队医院可以周旋着免费。于是，我请假回家去接了父亲。记得是哥哥把我、父亲和母亲送上了洛阳至商丘的火车。火车启动时，哥哥在窗口和我告别说：“父亲的病怕是不会轻易好了，无论好坏，你都要让父亲在医院多住些日子，是医院都比家里要好。”哥哥还说：“让父亲在医院多治多住，就是有一天父亲下世了，我们弟兄心里也可以少些内疚。”
我正是怀着这种心情回去接父亲的。我们天黑前下了火车，到师医院的门口时，父亲突然把我和母亲叫住，说：“我从生病以来，没有正经住过医院。这部队的医院正规，设备好，技术也好，咱们坐火车、汽车，跑了这么远的路程，又没钱付账，如果人家不让住了，你们都给医生跪下，我也给医生跪下……”
我顿时哭了。
不消说，父亲是抱着治愈的极大期望来住院的。在最初的半个月，因为医院里温暖，父亲的精神也好，病似乎轻了许多。那半个月的时光，是我这一生回忆起来最感欣慰、最感温馨的短暂而美好的日月。因为，那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在父亲床头尽孝的两个星期。每天，我顶着北风，走二三公里路去给父亲送饭。一次，我去送夜饭时，父亲、母亲不在病房，而我在露天电影场找到了他们。见他们在寒冷天里聚精会神地看着电影，我的心里便漫溢着许多欢乐和幸福。我以为父亲的病果然轻了，赶忙给哥、姐们挂了长途电话，把这一喜讯告诉了他们。父亲也以为他的病有望治愈，在看完电影回来之后，激动而又兴奋，说他多少年没有看过电影了，没想到在冬天的野外看了一场电影，也才咳了几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