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克
当代德国曾经评选出“十大伟人”，分别为阿登纳、马丁·路德、马克思、巴赫、爱因斯坦、歌德、古腾贝格、索菲·朔尔、勃兰特、俾斯麦。其中最年轻的索菲·朔尔，死时年仅22岁，而且她是十人之中唯一的女性。
她凭什么享此盛誉？看起来简单：她暗中参与制作和散发反纳粹的“白玫瑰”传单，并因此慷慨就义。仔细思量，这极不简单。当时在纳粹德国内部，个人言论受到高度限制，进而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这等晦暗格局。作为弱小的个人如何发出正义的声音？索菲和其他“白玫瑰”小组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勇敢地实践着关于“发声”的自由哲学。
索菲并非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凡的勇气。1982年摄制的德国电影《白玫瑰》描述了她复杂的心理变化。初到慕尼黑的索菲看到哥哥汉斯·朔尔书中“反抗暴政”的词句，便满怀忧虑地说：“我很害怕。”这种恐惧心理其实正是大多数人面对强权时的心理。在强大而凶残的纳粹独裁政府面前，个体的确渺小而无力，每一个人在孤寂的日常生活中不可能看到由个体汇合而成的全体。影片中，汉斯对此做出分析：“许多人只是觉得孤立无援，所以不敢拿传单，更不敢看传单。一些学生碰到传单如同触电一般，迅速丢弃。这种内心的恐惧是真实的，而纳粹思想追求的心理效果就是形成这一恐惧。它不仅造成表面服从，更主要的是强行剥夺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并使之成为纳粹政府的战争机器，屠杀他人生命的同时，也屠杀自己的生命。”
二战之后，德国政府和人民对纳粹猖獗以及公民在战争中沉默的原因，进行了深层次多方面的反思。1970年，勃兰特总理到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在华沙犹太死难者纪念碑前献花时，他突然下跪，向死难者请罪。这惊天一跪，充分显示了德国文化的生命力。承认罪行不仅是简单的事实确认，而且关乎德国传统是否丧失了反思机制的问题。毫无疑问，战争与独裁的罪行应由希特勒个人以及纳粹党、纳粹政府承担，但作为受害者的个体同样负有监督缺失的责任。在强权巨大的压力之下，沉默实际已轻易地演化成一种纵容甚至怂恿。
2005年2月，柏林电影节公映了《索菲·朔尔：希望与反抗》，另一译名是《索菲·朔尔：最后的日子》。电影描述了索菲被捕之后短短几天内的审判与斩首过程。1968年出生的导演马克·罗特蒙德说：“当年，包括我祖父母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德国人，面对纳粹暴行采取了视而不见的态度，我希望对这种现象进行剖析。”他的话直指问题的核心，也就是每个公民必须回答的问题：在暴行发生之时，我作为一个人，为什么选择了沉默？索菲·朔尔没有三头六臂，只是一个普通姑娘，和走在街上的普通人并无本质区别，是什么使她选择了发声？我以为，她的出发点仅仅是未泯的善良，这导致了她对犹太人的本能同情与对战争的本能厌恶。甚至可以这么说，不是政治觉悟使感性的索菲走向反抗之路，而是她人性中的良知。这良知不断发展壮大，最后成长为一种公民正义。索菲在法庭上对法官说的话应当有充分理由成为告诫后世的箴言：“我今天站的地方，就是你们以后要站的地方。”是啊，真正拥有审判权的只能是可以辨析的历史。
但沉默仍然能够得到理解，如同恐惧本身。1982年的电影中，哲学教授胡贝尔像沉默的大多数一样向汉斯·朔尔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在这样困难的时局之中，你们的一张纸又能改变什么？你们这样做又有什么意义？曾参加过希特勒青年团的汉斯回答得非常简洁：“唤醒人们。”胡贝尔说得有道理，一张纸的确什么也不能改变，包括虚幻的人心。一场社会变革的正常进行或许只能通过合法的议会政治，来自其他具有推动能力的社会力量。但是，一张薄薄的纸片还是悄然稀释了整体格局中单一色彩的浓度。这种稀释是微弱的，甚至是肉眼看不见的，但这毕竟发生了，它不仅表达出平民对纳粹政府的不满、对侵略战争的厌弃，甚至也构成对其他异端言论的温暖拥抱。胡贝尔本人也是如此。他开始在纳粹当局的教授会议上消极抵抗，在课堂上讲授自由思考的权利，转而为印制传单提供纸张，最后索性加入“白玫瑰”的行列。他奋笔疾书：“不要再犹豫了！”他认识到传播思想的做法更适合德国。
唤醒，是啊，只有唤醒，像又一次启发民智的运动。1982年的电影片头字幕显示了一份“白玫瑰”传单，上面写着：“如果暴动的浪潮席卷整个国家，就像空气一样；如果大家都来参与，那么制度就会在猛烈的浪潮中动摇。”这种说法可能过于文学化，却表达了坚持真理应有的激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