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
经典形象
一次乘火车去济南，我手捧一册《钱学森学术思想》打发时光，这是一册难啃的大部头，且不说学识宏富，包罗万象，光那六百多页密密麻麻的文字，翻起来就令人头晕。我的邻座，一位四十来岁的汉子，似乎也对这书满怀兴致。我拿眼瞄他，他拿眼瞄书。我停止阅读，问：“你知道钱学森吗？”他答：“知道一些。”“说说看，你都知道些什么。”我立刻进入即兴调查。汉子清清嗓子，说：“我也是从报上看到的，钱学森地位高，家里用着炊事员。一天，炊事员对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讲，你爸爸是个有学问有文化的人。他儿子听了，觉得好笑，心想，这事还用你说？炊事员不慌不忙，接着讲，你爸爸每次下楼吃饭，都穿得整整齐齐，像出席正式场合，从来不穿拖鞋、背心。明白不？这是他看得起咱，尊重咱。钱学森的儿子听罢一愣，懂得炊事员是在敲打自己。报道没说这事发生在哪一年，钱学森的儿子当时几岁，反正，他儿子听了炊事员的话，从此就向父亲学习，每逢去餐厅吃饭，必穿戴得整整齐齐。”
还有一次，是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卷《钱学森手稿》。我说是欣赏，他眼中流露的正是这样的目光。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朋友说，这里面还有个故事。1935年到1955年，钱学森在美国待了20年，留下大量的科研手稿。钱学森有个美国朋友，也是他的同事，就把那些手稿收集起来，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又把它完璧归赵，送还给钱学森。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其中的一部分。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不如说是艺术品。无论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唯美的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部分，他的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对我来說，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画等号。钱学森的这份自白，同时也纠正一个误区：一个人的成才与否，跟考试成绩并不成绝对正比。不信，可去查查当年那些成绩排在钱学森前面的同学，做些比较分析。
钱学森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根据已故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采访，麻省理工的学子曾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黑板上写满了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出自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有一天一大早——是个假日，感恩节或圣诞节——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整栋楼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还记得我听的是《时辰之舞》。乐曲进入高潮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我这才知道中国学生比犹太学生更用功。后来他送我几份他写的关于近音速可压缩流体压力校正公式的最新论文，算是对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钱学森在麻省理工的一位学生麦克则回忆：钱学森教学很认真，全心全意放在课程上。他希望学生也付出相同的热忱学习，如果他们表现不如预期，他就会大发雷霆。有一次，他要求麦克做一些有关扇叶涡轮引擎的计算，麦克说：“我算了好一阵子，但到了午餐时间，我就吃饭去了。回来的时候，他就在发脾气。他说：‘你这是什么样的科学家？算到一半竟敢跑去吃中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