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非子诚之缘故，我断不会识得徐阿婆的。
子诚是我学生，然细说起来，也不过算是吧。有段时期，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开“写作与欣赏”课，也有别的大学的学子来听的，子诚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爱写散文，偶作诗，每请我看。而我，也每在课上点评之。由是，关系近好。
子诚的家，在西南某山区的一个小茶村。他已于去年本科毕业，就职于某公司。今年清明后，他有几天假，约我去他的老家玩。我总听他说那里风光旖旎，经不住动员，成行。斯时茶村，远近山廓，美妙多姿。树、竹、茶垄，浑然一体而不失层次，绿如滴翠。
翌日傍晚，我见到了徐阿婆。
那会儿茶农们都背着竹篓或拎着塑料袋子前往茶站交茶。大叶茶装在竹篓里，一元一斤；芽茶装在塑料袋里，二十元一斤。一路皆是五六十岁的男女，络绎不绝。七十岁以上长者约半数，年轻人的身影，委实不多。尽管勤劳地采茶，好手一年是可以挣五六千元的，但年轻人还是更愿意到大城市去打工。
子诚与一老妪驻足交谈。我见那老妪，约一米六八的个子，腰板挺直，满头白发，不矜而庄。
老妪离去，我问子诚她的岁数。
“八十三了。”
“八十三还采茶？”
我不禁向那老妪的背影望去，钦佩之。
子诚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前，老人家是出了名的美人儿。及至嫁龄，镇上乃至县里的富户争娶，或为儿子，或欲纳妾，皆被拒，然后她嫁给了镇上一名小学教师。后来，丈夫因为成分问题，回村务农。然知识化了的男人，比不得普通农民那么能耐得住山村的寂寞生活，每年清明前，换上长衫游走于各村“说春”。当年当地，农村人大抵皆文盲，连黄历也看不懂的。她丈夫有超强的记忆力，一部黄历倒背如流。“说春”就是按照黄历的记载，预告一些节气与所谓凶吉日的关系而已。但一般化的言说，则不能算是“说春”。“说春人”之“说春”，基本上是以唱代说。不仅要记忆力好，还要嗓子好。她的丈夫不仅嗓子好，还有另一个本事，便是出口成章。“说”得兴浓，别人随意指点什么，也能唱出一套套合辙押韵的掌故来，百难不倒，像是现今的R&P歌手。于是，使人们开心之余，自己也获得一碗小米。在人们，那是享受了娱乐的回报；在他自己，是一种个人价值体现的满足。所谓与人乐乐，其乐无穷。不久农村开展“破除迷信”运动，原本皆大欢心之事，遂成罪过。丈夫进了学习班，“说春人”娘子一急之下，将他们的家卖到了仅剩自己穿着的一身衣服的地步，买了两袋小米，用竹篓一袋一袋背着，挨家挨户一碗碗地还。乡亲们过意不去，都批评她未免太过认真。她却说：“我丈夫是‘学知人，我是‘学知人的妻子。对于我们，清名重要。若失清名，家便也没什么要紧了。理解我的，就请将小米收回了吧！”
工作组组长了解到这一情况，愕然，继而肃然。对其丈夫谆谆教诲了几句，亲自送他回家，并对当年的阿婆好言安抚……
我问：“现在她家的状况如何？为什么还让八十三岁的老人家采茶卖茶呢？”
子诚说：“阿婆得子晚，六十几岁时，三十几岁的独生儿子病故。媳妇改嫁，带着孙子远走高飞，早已断了音讯。从那以后，她一直一个人过活。七八年前，将名下分的一亩多茶地也退给了村里……”
“这么大岁数，又是孤独一人，连地都没了，可怎么活呢？”
“县里有政策，要求县镇两级领导班子的干部，每人认养一位农村的鳏寡高龄老人，保障后者的一般生活需求，同时两级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我不禁感慨：“多好的举措……”
不料子诚却说：“办法是很好，多数干部也算比较负责任。但阿婆的命太不好，偏偏承担保障她生活责任的是县里的一位副县长，表面是爱民的典范，背地里贪污受贿，酒色财赌黑，五毒俱全，三年前被判了重刑……”
我一时无语，良久才问出一句话：“黑指什么？”
“就是黑恶势力呀。”
我又无语，不再问什么，只默默听子诚说：“阿婆知道后，如同自己的名誉也受了玷污似的，一下子病倒了。病好后，开始替茶地多的人家采茶，一天采了多少斤，按当日茶价五五分成。老人家眼力不济了，手指也没了准头，根本采不了芽茶，只能采大叶茶，早出晚归，平均下来，一天也就只能挣到五六元钱。她一心想要用自己挣的钱，把那副县长助济她的钱退还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