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孟苏
2009年一年，马克·博伊尔一分钱都没花。这一年他是怎么生活的？住篷车，自己种菜，出行靠走路、坐公交车或骑车，仅用3件电器——电灯、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它们的能源来自太阳能电池板。“不仅不花现金，还不用信用卡、借记卡等其他形式的货币。”
博伊尔通过废物利用组织得到一位女士捐赠的篷车，然后与布里斯托郊区一家有机农场的主人谈好，每周为其做3天义工，得以在农场中安“家”。按他以前的薪酬标准，他租得起带阁楼的顶层公寓。日常生活费用是这么解决的：煤气罐改成采暖炉，做饭的灶是用两个金属橄榄油桶改装的“火箭炉”，它们都烧柴火，农场里树木茂密，自然落下的树枝足够用。洗澡，夏天在河里，天凉就用太阳能淋浴器。肥皂是自己种的肥皂草，牙膏是乌贼骨和野茴香籽的混合物。如厕是难题，他建造了一间堆肥厕所。堆肥厕所又叫“无水厕所”，类似中国农村的旱厕，不用水冲，利用微生物降解污物形成有机肥，很干净且没有异味，也适合建在城市的住宅里。卫生纸是当地出版的报纸，博伊尔还用过印有自己新闻的报纸。
他说：“食物来自4个渠道，农场里自己种的，野外长的浆果、蘑菇、坚果，当地商店、餐馆丢弃的未变质的食物，我用劳动交换的。实验最后一天的早餐是麦片粥，是我为别人干活换来的。午餐是面包、黄油，都是商店扔掉的——这些食物从来没让我生过病，现在的人们对食品安全太过敏，免疫系统都变得脆弱了。晚餐是自己种的蔬菜。”
他是“自由经济社区”的发起人，2009年他组织了一个社区派对，请BBC美食节目主持人为250名来宾做了3道菜，所有食材都没花钱，一部分是当地野味，一部分是餐馆商店不要的食物，啤酒则用本地植物酿造。”
整个计划花的唯一一笔钱是用于安装太阳能电池板，360英镑。“手机，我只接听，从不往外拨。”
“不花钱就要花时间。洗衣服，要先在火箭炉上煮2小时坚果，制出洗衣液，再在冷水池子里用手搓，而用洗衣机只需半小时。处理厕所里的堆肥，更比按下马桶水阀麻烦得多。别人觉得我把‘生活变成了‘生存，为此浪费了很多时间。我确实把很多时间耗在了给自己制作面包上，但别人的时间又拿来做了什么？不过是坐在所谓的起居室里看电视真人秀。”
30岁的博伊尔自诩不是嬉皮士，不是愤青，“不花钱”计划执行之前，他是有机食品公司的高管，体面的中产阶级，只是不爱钱罢了。由于是商学院出身，他对“借明天的钱今天花”等消费主义论调持警醒态度。
“7年前，在爱尔兰上商学院的最后一个学期，我偶然看了一张圣雄甘地的DVD，甘地说的‘欲变世界，先变其身给我很大触动，只是当时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毕业后，博伊尔来到英格兰西南部城市布里斯托，先后在两家有机食品公司工作过。到2007年，他发现仅提倡“道德经济”远远不够，有机食品业也存在传统工业的缺陷，如过度包装，食物生产过程长，巨头兼并独立小品牌。“我们日常关注血汗工厂、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工厂化农场、动物实验等问题，犹如西医看病，治标不治本。根子之一在于消费者和消费行为彼此孤立，消费者完全不理解消费品的生产过程和意义，也就毫不顾及消费行为对地球的破坏。如果自己种菜，自己做家具，自己过滤饮用水，就不会轻易浪费它们。金钱拉开了消费者与消费品之间的距离。”
2008年11月底的某天早上，博伊尔听到一条金融高管谋求私利导致次贷危机的新闻，他做出一个决定：一年不花一分钱。2009年过去了，他决定今后继续这么过下去，不花钱也可以生活得很好。他发现，以往生活中的很多东西实际上并不必要。“今天西方世界的观点很怪异，你要是没有等离子电视或者iPhone手机，那你就是极端分子，人们就会孤立你。”
博伊尔并非要通过“不花钱”计划证明金钱的罪恶，也不是号召所有人放弃消费，而是要实践他的自由经济理想，并证明他对人性的信心，“在一个没有金钱的体系里，人们信任、关心对方。除了钱，人们彼此的信任和友善也能带来安全感”。这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理想曾经被现实挫败。2008年1月，他计划花两年半时间从布里斯托徒步走到1.2万公里之外的印度西部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甘地的诞生地。他不带一分钱，全程用自己的技能与当地居民交换免费食宿。他顺利走过英吉利海峡，刚到加莱，就碰壁了。在法国，由于语言不通，人们怀疑他的动机，认为他是揩油的背包客，不愿跟他交换。饥寒交迫的博伊尔不得不坐车返回英国，他还是“沾了钱”。坐在车站的长椅上，他决定修正自己的做法：回到布里斯托，先从本地社区做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