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
1974年12月3日零时过后不久，顾准在风雪夜去世。
1952年，37岁的顾准被撤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职务。关于这次撤职，没有档案材料，只有一份当年2月29日新华社电讯稿的几句话：“顾准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在人人穿黄绿军装的年代，一个穿背带裤，戴玳瑁眼镜，在跟弟弟的通信中常常用“睥睨”二字的人，得到这个评语并不奇怪。他不是出身望族，12岁在上海会计师事务所当学徒养活一大家子人，15岁已经写出中国会计业的最早教材。大家都承认，整个大华东地区找不出他这样有才干的人。但是这个人不服用。有关部门曾有意调他，他却坚持留在上海——入阁只是盆景，长不成乔木了。不光不去，他还不同意上级民主评议的运动式征税的方法，认为应该按法律规定的税率来征。不光不同意，还连续写文章来论证谁对谁错。他被撤职后曾有人为他申辩，一位领导说：“顾准不听话，不给他饭吃。”
撤职没有具体原因，顾准连检查都不知道该怎么写，他想写民主评议的事，被人叮嘱不要写这个。他连批判他的会议都没权参加，市委简报上的顾准检查，是由他的继任代写的。
不听话、不服用的结果，是被剥夺参与这个世界的权利。那段时间里他别无一事，夜不能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车辆开动之时，也就天色欲晓了。但他没有李慎之式的自我怀疑，当然有激愤和悲挫。但从他的日记来看，从来没有过灵魂深处的破裂，他的独立性保持终生。
他只是要求复查撤职事。被驳回，答复是6个字：此事已经解决。
朱学勤曾说，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缺少道义激情，也不缺少思想勇气，却没有一个人像顾准走得那样远，挖得那样深。顾准并非天才，他的思想是一步一步形成的，可以看到他把脑袋里的桩子一根一根拔掉的过程。这也是他的可贵，因为这意味着这种路径其实人人可为。刚离开高位的时候，他的思想其实还比较正统，很典型的在体制中成长起来的人，认为自己只不过是遭人陷害，没想过要做更深的反思。只是回头看自己身居高位时的傲慢之感，觉得好笑，说那时只是“小职员哲学”——徒有一点囫囵吞枣的报章杂志的学识，却才子式地乱闯乱撞。碰到对的，就干一阵，碰不对了，就倒一次霉。思想的细密化，过去实在不够。这好像也是赋闲的人常见的反思，并无特殊之处。
一个月后，他找了几本初等几何、代数、微积分开始学习数学，觉得在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向之外别有天地，他试图沉浸在与人世无关的理性里。不过，他很快跨越对三角尺和圆规的单纯迷恋。他说研究经济一定要研究历史。他开始研究西方史和中国史。英文是他的另一大重要工具，凭此，他冲破当时扎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樊篱。书尽管有限，但他已经可以直接阅读到凯恩斯和斯密的原作，自己动手改译《资本论》。朱学勤说，后来那一代知识分子未能取得顾准这样的成就，是因为知识面以及逻辑乏力拖住了他们的脚步。
知识让人求实，逻辑让人求是。但是，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在一个会把人席卷而去的时代，他怎么能在风暴中趴在地上紧紧抠住这两颗石子，而不被吹走，甚至连气息都不沾染？
顾准后来说过，那一年的生活让他养成读史的习惯。这种习惯的好处就是样样东西都要自己学着去判断。习惯一旦养成，就会自动带着人去往未知之地。
1960年，他被划为右派。他在日记里写道：“腰不好，拿的又是短锄，有时只能双膝跪在泥里，靠双臂支撑着爬行。”双膝破损，臂膀全部红肿了，手掌也血肉模糊，很难拿笔。但他写道：“也只是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才有机会学习我国的农村经济这门课。”那时他早已没有了穿背带裤的习惯，他的新工作是捡粪。因为饥饿，粪越来越少，他需要站在别人边上，等人家拉完。他在日记里对自己有“抱臂旁观”的总结。
他在日记里写下所见的浮肿、死亡和人相食的惨剧。我读到这儿，以为他这种冷静来自斯宾诺莎式的史观：不赞美，不责难，也不惋惜，但求了解认识而已。但是再翻后几页，他回忆“写这一段时心脏一阵阵绞痛”。这句话像刺一样扎了我一下。这个瞬间，我理解了他——他认识世界的目的并非知识分子式的智力满足，更不是为了向谁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所做的一切研究，一切的幻灭和重建，是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人，活生生的人，还有我们这样的后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