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衍
在北京待了20年，徐福生因为拆迁已经搬了十几次家：“从四环被撵到了五环，马上要被撵去六环了。”
不过每次“被搬家”，徐福生都很高兴。这位做建筑垃圾回收的生意人表示：“还要拆，就还有生意做。”
在徐福生眼里，建筑垃圾也分三六九等：施工现场废弃的破旧门窗、泡沫板、铜铝铁都是好东西；渣土、碎砖石则是真正的垃圾——“连我们捡破烂的都不要，还有谁会要？”
答案是土地。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地理系博士高世扬花了近1年时间，调查了北京建筑垃圾的回收情况。他得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在北京每年产生的4000万吨建筑垃圾中，回收利用的还不到40％，其余都以填埋的方式进行了处理。
这一数字远高于北京每年700万吨的生活垃圾产出量。换句话说，就在我们为生活垃圾的处理问题焦头烂额时，建筑垃圾正如一头无人约束的猛兽，悄悄地吞噬着我们的城市。
“无人约束。”高世扬再三强调。据他调查，只有10％的建筑垃圾会被运往消纳场所，其余的或被随意倾倒，或被运往非法运营的填埋地进行处理。
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
2003年，徐福生发现建筑废品的产生量和需求量同时大增，就将事业重点从生活垃圾转向了建筑垃圾。
后来，他听说那一年正是围绕北京2008年奥运会进行的城市建设启动年。从那一年开始，北京的建筑垃圾年产生量从3000万吨激增至4000万吨，超过了英国和法国一年的数量。
对此，北京城市管理学会副秘书长刘欣葵解释说，城市化的大跃进是建筑垃圾激增的主要原因。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建筑垃圾的产生是必然现象。”刘欣葵告诉记者，“但问题是，是否一定要以这么高的建筑垃圾产出量作为发展的代价？”
在一份由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崔素萍撰写的《北京市建筑垃圾处置现状与资源化》报告中，记者发现，因老旧城区拆迁和市政工程动迁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建筑垃圾总量的75％以上，而因意外原因造成建筑坍塌以及建筑装潢产生的建筑垃圾约占总量的25％。
根据行业标准，不同的来源直接关系到建筑垃圾的产生量。以每万平方米计算，建造这么大面积的房屋将产生500吨～600吨垃圾，如果拆除同样面积的旧建筑，垃圾产生量就将多13倍以上，高达7000吨～1.2万吨。
刘欣葵指出，很多老旧城区的建筑并未到达50年的标准使用寿命，可以通过内部改造的方式完成城市化所需要的功能置换。“在技术上100％可以做到，但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刘欣葵说。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周立军教授对此深有感触。他的研究团队用了1年时间为一条历史街区设计改造方案，可以“不伤一兵一卒”地将住宅区转化为商业区。但最终，他们的方案在开发商的手里夭折，历史街区变成了商业街。
“只剩下一堵花了几百万元保留下的古墙，他们说这代表了对街区的保护。”周立军回忆，“其他的都没有留下。其实，本可以什么都留下的。”
“留下的是无人问津的建筑垃圾山！”高世扬愤怒地展示他拍到的照片：被随意倾倒的碎砖石堆成了小山，就像一座刚刚遭遇了地震袭击的城市。
在一次实地勘探的过程中，高世扬遇到了中央电视台的摄制组。他们打算拍摄地震中救人的场面，就把拍摄地点选在了垃圾场。
如果按照建筑垃圾的产生量计算，北京每年都像是发生过一场大地震。1995年的日本神户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1850万吨，1999年的台湾地区大地震产生建筑垃圾2000万吨，唯一“无法比拟”的是产生了1.7亿吨建筑垃圾的汶川特大地震。
“再加上广州、上海，就差不了多少了吧！”高世扬开了个小玩笑，但随即绷紧了面孔，“其实，这都是灾难。”
5个人和4000万吨建筑垃圾的战斗
偷运建筑垃圾是秦伟的工作。
白天，他和工地的工头们谈好价格，“看运距远近，一车200元，熟人便宜20元”。一入夜，他那辆花4万元买的二手卡车就会奔驰在五环路上，往返于工地和填埋场之间。所谓的填埋场都是当地村民承包的，消纳程序很简单，“倒进坑里就得了”。顺利的话，秦伟一夜能倒3车。
早在2004年，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就颁布了《关于加强城乡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建筑垃圾的产生单位，要到工地所在区的渣土管理部门办理渣土消纳手续，并申报车辆，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指定的路线把渣土运输到指定的消纳场，然后进行填埋等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