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罗森克安茨
在德国，令一批又一批政治家黯然落马、结束政治生涯的不是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权色交易等耸人听闻的大丑闻，而是一张薄薄的工资对账单。用德国政治家的话说：“老百姓不会管你干得好与不好，却会因为一把记错了账的花束而恨不得把你吊死！”
每天早晨，从踏上总理专车的那一刻起，默克尔就不得不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当她晚上在总理府享用香醇的红酒时，这个问题依然在她的脑海中盘旋不去：这一刻的我究竟是什么身份——总理、党主席、议员还是一名普通的德国公民？身为总理，默克尔每月薪酬（包括津贴）为1.6855万欧元；作为联邦议会议员，她每个月还能获得50%的议员工资和3/4的免税开支津贴，共计6735欧元；与前两项形成对比的是，党主席一职没有一分钱报酬。
收入部分还算简单，支出才是最令人头疼的。举例而言，虽然默克尔可以随时动用公务车辆，但按规定，参加公务会谈、为竞选拉票、私人度假……出行目的不同，为她行程买单的部门也不同，而她个人需缴纳的款项比例也不尽相同。事实上，账目甚至具体到了如果她每天从家坐车去总理府，那她一个月为每公里路程所需缴纳的费用最多为车辆价格的0.03%。这样的算法真让人抓狂！
诚然，安格拉·默克尔是德国这家“大公司”的负责人，可如果没有对账单，她甚至连一瓶葡萄酒都不敢消费。她将德国管理得好坏不重要，在这里最重要的事情是：账目一定要清楚！
事情就是如此，政治家们都很清楚：让他们栽跟头的往往不是陡峭的高山，而是毫不起眼的蚁穴。2009年大选前夕，这种小蚁穴差点就让德国前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彻底告别政坛——不是因为医疗基金失败，也不是因为抗击猪流感不力，只因为她动用公车去了西班牙度假。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这位女部长无意中脱口而出的一句话更让整件事变得无可挽回。她说：“这是我应得的。”
从《明星》周刊的调查结果看，近一半德国人认为议员的收入过高，39%的人表示部长们的收入过高，因为他们的大部分工作是在讲台上或聚光灯下完成的，所以要考虑他们的各种兼职收入。但这一切只是臆想。事实上，3/4的国会议员没有从事任何有偿兼职工作，或者只能从中获得不到1000欧元的收入。对议员们来说，每周工作80小时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社民党元老汉斯-约亨·福格尔说：“要我再去兼职可真是太难了。”社民党领袖弗兰茨·明特费林则抱怨道：“如果按民众的想法，那我们都应该倒贴钱来工作。”普通民众对政治人物的感觉就像他们对国家的感觉一样微妙：民众们希望国家能够为教育负责，能够大力反恐——但他们希望最好不要花一分钱。
那么，德国的政治家——那些部长、议员、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驻外大使们究竟有多少薪酬呢？拿乌拉·施密特来说，她和其他部长一样，每月可以拿到1.286万欧元的基本工资，此外还有307欧元的职位津贴。而她所拥有的联邦议员身份也能让她像默克尔那样每月获得50%的议员工资和全额免税开支津贴——但考虑到她一直都在享用公车，还得从这部分津贴中扣去967欧元。
谈及薪酬，德国前劳工部长奥拉夫·肖尔茨公开承认：“我挣得很多。”的确，同德国人月平均工资（税前3108欧元）比起来，肖尔茨算得上是有钱人。但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按照他所在的部门规模（预算标准为1280亿欧元）来衡量的话，肖尔茨部长差不多相当于一家大型上市企业集团的董事会主席。2008年，那些主席们的月平均工资为27.5万欧元，这比部长先生一年的收入还要多很多。就连法兰克福队中的职业足球运动员阿尔贝特·施特莱特的收入都是肖尔茨部长的10倍之多——他甚至只需坐在替补席上观赛！“一家有100名员工的企业的负责人一年的收入差不多是一名部长的两倍。”曾在企业任职的基民盟议员米歇尔·福克斯这样感叹道。
曾担任过德国经济部部长的维尔讷·米勒，是少有的几个从经济界领导层“误入政治歧途”而又及时抽身的人中的一个——他当初这样做仅仅是因为和施罗德的友谊。当人们问及他对自己从政时收入的看法时，他含笑说：“要是好好安排的话，还是可以满足生计所需的。”当被问到他觉得那收入是否适当时，他反问道：“对于没日没夜的工作来说是否适当？那该让每个人亲自去判断一下。”
米勒第一次参加内阁会议时，他和其他内阁成员被告知不能接受价格超过300欧元的礼物。当时不明就里的米勒问：“什么意思？是每次不超过300欧元，还是每份礼物不超过300欧元？”现在他知道答案了：每年所收受的礼物不得超过300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