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知远
1970年冬天，唐德刚访问台湾，林语堂请他吃饭。
唐德刚按时抵达酒店，店内喧哗嘈杂，他问衣冠楚楚的总招待：“林语堂先生请客的桌子在哪里？”
“林语堂是哪家公司的？”总招待一脸茫然，大声反问道。
在唐德刚所作的《胡适口述自传》的序言里，我读到这段插曲。历史如此健忘，不用一代人的工夫，曾经的声名显赫就变得无人问津，那些生动的情节就变成了定式的僵化。大约28年后，我在北京大学电教报告厅看到了唐德刚，他正在作一场关于胡适的演讲。我忘记了演说的内容，只记得一个70多岁、身材矮小的老人，滑稽可爱，在台上手舞足蹈，普通话中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经常说“兄弟”。尤为难忘的是，他好几次提到“胡适对我说”。
走出报告厅后，我内心有一种莫名的颤动。那是个初夏的下午，道路两旁的杨树枝叶茂盛，烈日下的马路上是斑驳的树影，阳光与阴影交错，仿佛是历史的明与暗。胡适？是那个27岁就名扬天下的胡适吗？他们同处一室，握手、交谈、吃饭、骂娘……
那一年是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偌大的校园被装饰成一个游乐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被不断地提及，我们这些学生，也早已习惯将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名字以及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挂在嘴边。老北大已经变成一个神话，新文化运动是神话的序幕，而五四运动则是高潮部分。至于这神话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这神话中的人物是何种模样、有着怎样的内心，甚至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间内在的关系是什么，清楚的人并不多，有的只是模模糊糊的一团。
我们住在燕园里，它是司徒雷登的遗产，与沙滩红楼没有渊源，记忆被割裂了。入学的第一天，辅导老师带着我们参观28楼后面的铜雕。两个海狮模样的动物扭曲着身体，头顶上是个圆球。这两只海狮是S与D的变形，正是“科学（Science）”与“民主（Democracy）”之意，它是新文化运动的嘹亮口号，激励了几代青年人的成长。不过此刻，调皮的学生给予了铜雕新的含义——“科学、民主顶个球”。
真实的悲哀、历史的嘲弄在笑声中被掩盖了——将近一个世纪后，当初的期望没有实现。不仅如此，它们的含义也在口号声中被抽象化了，你很难再去理解它们曾经的情绪与力量，它们如何让一代人热血沸腾，认定自己找到了拯救中国的要义。那些名字、那些理念、那些运动，既获得了不朽，也迅速腐朽了——它只存在于历史中，与现实中的我们难有关联。
吴虞是谁？那位曾被喻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沉睡在历史的烟尘里，他的故居被改装成了麻将馆。蔡元培是谁？人们似乎只记得他再造了北大，但至于是怎么再造的，却是一团模糊，只记得“兼容并包”这句口号。胡适又是谁？记得读高中时，我以博学多闻在班里著称，一次逛书店时，同桌的女生指着一本书问我：“胡适是谁？”“著名的反动文人。”我想也没想地说。在一本充满阶级斗争思想的文学史里，我读到过他的简介。而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以前我压根就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知识分子色彩总是让位于他的政治角色——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很可惜，他似乎是脱离了党，造成了巨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吞噬了他的一切。至于最著名的鲁迅，他肯定早就把我们的胃口倒坏了——课本里选了太多他的文章，他的头衔又太多太伟大。“话说三遍如烂草”，再没有比不断重复强调他的重要性更容易摧毁一个作家的了。倘若我们此刻去北京的餐厅吃饭，恐怕除去鲁迅以外，所有人都要被更加衣冠楚楚的招待问上一句：“他是哪家公司的？”
在1998年初夏的那一瞬间，唐德刚似乎建立起了这种联系。那个胡适离我并不远，他的余温仍在。短暂的恍惚感很快就过去了。整个大学时代，我经常向别人说起新文化运动，说起五四精神，却从未试图真正理解这一切，谈论它们更像是一种对此刻环境的否定：你看，那是个自由宽容、百家争鸣的年代，那也是个学生能够表现自己力量、改变国家命运的年代。我抒情化地理解这一切，夸张他们精神的纯粹性，似乎是对现实生活下意识的报复——这思想日渐沉闷与狭隘、知识分子日趋边缘化的年代啊！
一年前，我无意中阅读到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它写作于1914年11月，正是袁世凯复辟的前夕。那也是中国社会价值观混乱的时代。1911年，辛亥革命、共和制带来的希望，早已让位于一种巨大的失落。宋教仁被刺杀，国会被解散，袁世凯的个人野心正让历史倒流。政治腐烂又导致了社会的衰败，道德系统迅速崩溃，大多数个人在这种转变中无所适从。外来压力又无时不在加强。伴随着欧洲卷入一战，日本加速了对中国的侵略，一种爱国情绪在中国社会兴起。正是此刻，陈独秀提出了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个人不应盲目卷入爱国的热忱中，被国家的需要吞噬，而应作出理性的判断——这个国家是否以保护其国民为目的？只有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才是值得爱与奋力支持的。读到这篇文章时，正是“爱国”再度成为时髦之时，新一代青年在MSN上加满签了名的红心，大声辱骂着家乐福超市……个人缺失了，汇聚成一个集体；爱国的内涵模糊了，变成了一种口号式的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