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31日，我刚由乌鲁木齐返回北京，就得知歌手陈琳自杀的噩耗。我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她就是我认识的“陈姑娘”。
除了陈琳的前夫沈先生，几乎没有人知道我认识她，且是朋友。
记不清是哪一年，我到望京小区看望由重庆来的学者王康。客人太多了，多到谁也不认识谁。夜幕降临，大家围坐在几乎望不到尽头的长桌前吃饭。突然，一个年轻女士把众人排开，一定要挤到我的旁边。
她坐下了，微笑着自我介绍：“我叫陈琳。”这名字太平淡了，平淡到和她身上那件白布衬衫一样。
旁边的主人做补充：“陈琳是流行歌手，挺有名气的，是我们重庆人。”
“我叫章诒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
“章老师，我知道你。我读过《往事并不如烟》，多好的书哦！”
我吃惊不小，一个流行歌手能读罗隆基，看史良，琢磨储安平？“真的吗？我非常感谢。”说罢，埋头吃饭。
没几分钟，我发现陈琳的位置空了。人呢？毕竟我和剧团、戏班打过多年交道，知道演员的情感状态。我放下筷子，跑到卫生间。果然她在那里，把脸埋在盆池里，用手不断撩着自来水，冲洗自己的眼睛。她在流泪，在哭泣……
“陈姑娘！”我轻轻地叫着。
她回转身，眼里挂着泪，脸上全是水，非常可爱。她说：“啊，‘陈姑娘，多好听！章老师，你以后就这样叫我吧。”
之后，她向我解释，自己喜欢哭。高兴，要哭；难过，也要哭。现在哭，是高兴，因为意外认识了我。
我说：“你太年轻，成熟的艺人都不这样。”
“我不年轻了，都三十多岁了。”
我们一起回到了餐桌旁。重庆菜太辣，我能吃的只有放在眼前的油炸花生米。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临时有事，只得匆匆告辞。
等电梯的时候，陈琳跑来，说：“章老师，能把你的手机号码给我吗？”
就这样，我们手机短信往来频繁。她一天能发送十几条，每一条的落款都是“陈姑娘”。
一天，陈琳来电话，说要送我一件小东西，是我最喜欢的，还是她亲手做的。我一下子蒙了——自失去所有亲人后，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我最喜欢的？我们约定在友谊商店的咖啡厅碰面。陈姑娘来了——旅游鞋，运动服，布挎包，墨镜，素面，短发——任谁也猜不出她是个有些名气的歌手。
她说她早到了，不过是坐在汽车里等我。我要了一杯美式咖啡，她只喝矿泉水。话没说上两句，她就从挎包里取出一个塑料口袋，打开口袋，取出一个日式小陶碗，双手递到我的眼前，说：“章老师，你打开看看吧。”
揭开碗盖：五香花生米，装得满满的。顿时，我联想起在望京小区的餐桌上，我只吃花生米的情景。“陈姑娘，你这样用心，我该如何谢你？”
后来，我拿一条英式图案的丝巾作为回赠。她闹起来，说礼物太贵重，自己所赠不过是一碗花生米罢了。因为不公平，所以是绝对不能收的。不容分说，我把丁香紫颜色的围巾绕在她的脖子上，让她自己去照镜子，说：“不好看，管保退货。”
她乖乖地去了，笑嘻嘻地回来，红着脸说：“真好看呢。”
我很感动，她性情率真，称她为“姑娘”，是叫对了。
我们多次在咖啡厅碰面。陈琳送我的光碟，里面是她的演唱专辑。她还告诉我，她在学习英文，幻想着能去美国专门学习流行音乐。
自打听说我是一个人生活，陈姑娘就一百个不放心了。她天天发短信，问我早餐吃了吗，午餐吃的是啥，晚餐准备好了吗。我被盘问得像个罪犯，一日三审。一天，她打来电话，说马上开车来接我，家里炖了一锅鸡汤，鲜死了。
她把丈夫介绍给我。沈先生很客气，将敞亮的客厅让给我俩聊天，自己则躲进书房去了。家中的摆设，简单却不失精致，角落里有高尔夫球杆、网球拍。我觉得，陈琳的生活过得已经很爽了。
不久，她无意中得知我的脚崴了。这下子，她比我还急，非拉着我上她家去住几天，说有个好按摩师等着呢。
一次，我们谈到子女对待父母的问题。她讲出自己多年的苦恼。我说：“任何父母都是有缺点的，甚至是过失。但他们毕竟是你的父母，而孝敬老人则是一个人的道德底线。所谓孝敬也很简单，比如，你看到重庆明天的气温是40摄氏度，能不能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家人？碰见大风大雨，能不能打个电话，提醒他们关好窗户？其实，父母要求子女的并不多，一声问候，就足以让他们眼泪汪汪。”陈琳很快就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但是，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她同样也这样关心我，只要北京刮风、下雨、高温，陈姑娘的短信就来了：关上窗户没有？衣服穿暖了吗？煮绿豆汤没有？有一天，陈琳打来电话，让我猜她在干什么。我说：“你太难为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