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佛恬
1966年夏末，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遭受“极左”路线的迫害，同时含冤而亡。他们有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大儿子傅聪远在国外，小儿子傅敏在北京工作。当时，只有傅雷夫人在上海的胞兄——我的姨父，和我的姨母，以及与傅雷夫妇朝夕相处多年的老佣人菊娣，三人得到通知到场。
冬，该过而未尽；春，应到而不来。一个寒冷的晚上，还没有什么震响打破静夜，姨妈和我心情复杂，在家坐着等待一位陌生的来客——此人打来过奇怪的电话，写来了一封字迹劲秀、感情诚挚的信，为的是傅雷夫妇的后事，信上没有具名。
快十点钟了，楼底下隐约传来轻微的脚步声，不等敲门，姨妈就从椅子上起身，三脚两步过去把门打开。室外过道里没有灯，借着室内的灯光，看到一张特大的白口罩，和一对见到人后马上低垂下来的大眼睛。
啊，是一个年轻的姑娘！
我说不清楚她是陌生还是胆怯，是惶惑还是恐惧，瑟瑟缩缩地站在门外。
“噢，同志，是你写的信吧，请里面来。”姨妈用平静的口气，让客人进房。
“谢谢。”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她迟疑了一下，缓步跨进门槛，回身随手关上了门，就在房门口站定了。
我也站了起来，打量起她：瘦小的身材，一件陈旧的深蓝色布上衣，一条深色的长裤，一双普普通通的黑布鞋。在这样的寒天里，浑身上下给人一种单薄的感觉。
她没有对房内看一眼，就和姨妈断断续续地轻声说起话来：
“我冒昧前来的目的，信里已经写明白了，我读过傅雷的书，听过傅家的琴，唉，他们一家子！”
她低垂着头，说到这里突然抬起头来望着姨妈，声调提高，语气坚定得几乎有些执拗：“我到火葬场去找过他们的骨灰，听那边的人说，如再无人认领，就要处理掉了。但是，认领要亲属出面，我没有这个条件，只好来找你们。你们可以把骨灰盒取出来转存到西郊吉安公墓。”说着说着，她声调低沉下来，嘟哝了一句：“要不，儿子回来，连父母的骨灰也看不到了！”我注意到了她那双眼里的泪光，姨妈沉吟起来。
“我们也考虑过，这是一个难题。不瞒你说，我们家也快到今天不知道明天的地步了。”姨妈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家离火葬场不远吧？请坐下详细谈。”
“我姓高，伯母，人家对我说你们心地和善，我才来找你们。我也想到你们的困难，如果相信我，可以委托给我去办，我没有什么可顾虑的。”
她既没有回答询问，更没有详谈自己，始终站在近门处的角落里，没有摘下口罩，也没有走过来坐下。高个子的姨妈也一直站着，微驼着背侧着头倾听。听罢，姨妈说道：“你讲的我都明白，好吧，明天一早就让我这个侄儿和你一同去办理吧，谢谢你！”
姑娘神态松快了些，看了我一眼，点点头。
第二天早晨，轻雾蒙蒙，云层很厚。我在胶州路转角上见到了那个仍旧戴着大口罩的姑娘。她穿的还是那样单薄，只是手里多了一只布质的提袋。
我上前招呼，姑娘点点头就在前面引路了。
进了火葬场，她去办理领取手续，交涉了好久，我们才看到了两只暗红色的、没有照片、没有名字的骨灰盒，她把两只骨灰盒审视了一下说：“我们送走他们吧。”说完捧起一只骨灰盒放进了自己的提袋，又把另一只骨灰盒放进了我的提袋，仍旧由她带路往西郊去。
我们换乘了几次车，步行了几段路，下了最后一趟公共汽车。看来她累了，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胸脯起伏着直喘粗气。
“你累了吧？”我带着歉意问。
“嗯！”
“你很衰弱，有病。”我几乎像个医生那样肯定。
“唉！已经多年了。”姑娘叹口气说。
我望望姑娘，问她：“你真热心，高同志，你怎么对傅雷一家这样熟悉？”
姑娘叹了一口气，低声慢慢说道：“不能说熟悉，说来也说不清楚，我从小喜欢文艺，早上上学，晚上回家，经常听到他们家传出的琴声，它有时使我误了上课，忘了回家。”童年时代的欢快心情，在她亮闪闪的眼神里表露了出来，她继续说下去，“我因为身体不好，很消沉，只有书本和音乐是我唯一的安慰，可是，有那么一天，我走到那里，门上和围篱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他们死了！”她闭一闭眼，垂下了头。
“你认识他们吗？”我问。姑娘摇了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