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
没有良知、良心、正义感，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友情，更不会有知识者和思想者的友情。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固然重要，人品就更重要。顾准的幸运，就在于他遇到的人，不但学问好，而且人品好。在这些人看来，他们在顾准危难之时伸出援手，不过是一个正派人该做的事，是应当应分的。正如事隔多年以后骆耕漠接受采访时淡淡地说的：“做人嘛，应该这样。”
1974年11月11日，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癌肿大如鸡卵，卡在心脏与气管之间，并已扩散，实际上已无法医治。这时的顾准，可真如批判他的那些人所言，只有“死路一条”了。对于顾准这样的革命者来说，死原本不足畏。甚至，由于他多年来历经苦难受尽折磨，死亡于他，可能还是一种解脱，至少不比生来得沉重。然而顾准却死不瞑目。
因为直到临终那一刻，他的5个子女没有一个来看他。
顾准的子女和他正式断绝关系，大约是在1967年底。此前，妻子汪璧已提出离婚，在家的孩子也开始不再理他。这当然是因为顾准第二次被打成“右派”，并且成了“极右派”，而“文革”已全面展开，政治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日子里，顾准继续留在家中，只会给这个家庭带来更大的灾难。考虑到“1957年以来我欠下这个家庭这么多债，以后不应该再害亲人”，顾准同意了妻子和子女的要求。而且，说实在的，他不同意也得同意。
但，藕虽断，丝相连；人还在，心不死。离开家庭孤身一人过着形影相吊生活的顾准，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妻儿。他甚至痴情到这种程度：刚刚挨完批斗，擦一把脸，便抓紧时间搞翻译，还天真地幻想着今后能用这些稿费补贴子女。至于一次次地找寻，一次次地联络，一次次地托人传话，就更不在话下。现在，他已经病入膏肓，行将就木，就是想“害人”也害不了啦！在这人生最后的日子里，他多想看看自己的子女呀！哪怕只看一眼也好啊！
被老友陈易称为“英雄肝胆，儿女心肠”的顾准，此刻几乎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心愿了。他的另一个心愿——完成宏大的研究计划，已无法实现。但不能再写作，是没有法子的。再见子女一面，总是可以想办法的吧？这个念头如此强烈，以至于顾准咬紧牙关，又做了一件违心的事。
在顾准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后，在朋友们的强烈呼吁下，经济研究所决定给他摘掉“右派”帽子，但前提条件或者说必须履行的手续，则是在一张预先写好“我承认，我犯了以下错误……”的认错书上签字。这对顾准无异奇耻大辱，同样将死不瞑目。因此，尽管来人反复说明，他们完全是出于好意，顾准仍倔强地表示，承认错误是万万不能接受的。他不需要，也不在乎摘什么帽子。但是，当他听朋友们说“如果你摘了帽，子女们就会来看你”时，顾准忍痛含泪用颤抖的手签下了这个原本死都不肯签署的文件。他流着泪对骆耕漠、吴敬琏说：“我签这个字，既是为了最后见见我的子女，也是想，这样也许多少能够改善一点子女的处境。”这可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顾准的这份痴情实在感天动地，就连经济所“革委会”的负责人也动了恻隐之心，去信给顾准的幼子，要他们来医院护理。
然而得到的答复是：不来，不来，就是不来！顾准的幼子顾重之（一个才20岁出头的年轻人）回信说：“在对党的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不可能存在什么一般的父子感情的。”“我是要跟党跟毛主席走的，我是决不能跟着顾准走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采取了断绝关系的措施，我至今认为是正确的，我丝毫也不认为是过分的。”
他们终于一个都没来。恩断义绝，何至于此，何至于此啊！
顾准的家庭悲剧，无疑是当时千万个家庭悲剧之一例；与“有问题”的父母“划清界限”，也是当时带有普遍性的一种行为，而且受到肯定和鼓励。问题是，并非所有“黑帮”“走资派”“三反分子”“牛鬼蛇神”的子女配偶，都跟他们断绝了关系。刘少奇的没有，邓小平的没有，陈寅恪的没有，钱钟书的没有，我认识的一些人也没有。就算声明“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也不过是明断暗不断，或者在运动初期揭发批判，运动后期又重返家庭。至少，在其弥留之际，总要来尽点人子的义务。正如顾准怅然慨叹的那样：“人都快死啦，还怕受什么影响？”像顾准的子女这样“绝情”的，还真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