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洋
在温州——这个中国私营企业最早萌芽的地方，争议与喧嚣一直存在：在一些人眼中，它是资本主义的温床，而在另一些人眼中，它是市场经济的圣地。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思想交锋，温州总是首当其冲，而最高领导人对这座城市中商人群体的态度，几乎已经成为改革立场的“温度表”。
祸兮，一号文件
20世纪80年代初，沿海走私现象猖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渔民不打鱼、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全民兜售走私货的现象。
温州，也在这时走进中央的视野。温州以“乱”出名，而乐清尤甚。当时有个传言，“香港九龙，台湾基隆，乐清里隆”，需要“从诸暨到新昌筑造一条万里长城，挡住南风往北吹”。
1981年初，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批示，要求浙江省委彻底解决温州问题。同年8月，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袁芳烈受命任温州市委书记。下车伊始，袁芳烈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自己陷入了“敌占区”，这里完全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
对投机倒把的打击，在1982年正式进入高潮。
1982年国家发布打击严重经济犯罪一号文件。随后，国务院两次发文，“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什么人，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有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
此后，在1982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指出，“经济犯罪这股风来得很猛”，“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小量的，而是大量的”。
这些话部分指向的，就是温州商人。传说温州老板到国有大厂推销产品，一只手上写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另一只手上则写着“给我生意，回扣20%”。财源随之滚滚而来。
浙江因此成为中央打击“投机倒把”的重点，浙江又把重点放在了温州，温州则把重点放在了乐清县，乐清县最后把重点定在了柳市镇。“八大王”就此横空出世。
“八大王”指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矿灯大王”程步清、“翻砂大王”吴师廉、“胶木大王”陈银松、“线圈大王”郑祥青和“旧货大王”王迈仟。这些当时温州商人的代表，因为历史上著名的“口袋罪”——因投机倒把而锒铛入狱，同时闻名天下。
其实，这八位“大王”不像商人，倒更像各自行业的“冒尖人员”。
以“螺丝大王”刘大源为例，当时，他的五金店中的螺丝种类超过4万种，而国营的上海标准件公司也只有2万种。《人民日报》的两位记者为验证其名声真伪，曾设法找了两种因为图纸修改而停产的螺丝到刘大源的店里要求配。刘大源的妻子只看了一眼，就告诉记者有这种螺丝。原来，这些螺丝的余货全被刘大源从上海买回来了。
刘大源也是唯一一个没有“监狱生涯”的“大王”。1982年夏天，他摆脱盯梢，带着7万多元成功出逃。在外漂泊了近两个月后，他偷偷回家，后又再次出逃9个月。直到听说形势变了，他才在农历大年夜赶回家。
另外7人则先后“落网”。没人知道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但有人听见专案组的人在考察了“大王”们的住处后说：“将军也没住上这么好的房子。”这让人感觉惴惴不安。
就在他们入狱前不久，一位温州商人因为投机倒把获利4万元被执行死刑。“八大王”中的很多人，因此都做好了“被毙好几次”的心理准备。
然而，就在这时，命运在转角处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福兮，一号文件
尽管只是当年全国整治运动的冰山一角，但“八大王事件”严重影响了温州工业的发展，温州工业增速从1980年的31.5%，迅速下滑到1982年的-1.7%，其后3年一直徘徊不前。
曾主持处理“八大王事件”的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面对这些整顿私营经济带来的负面作用开始反思。他认识到，“八大王问题不解决，温州经济转好无望”。
机会，在1984年不期而至。
1984年1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的陪同下，专程来到了中国第一个改革开放经济特区深圳，进行首次南巡。南巡期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同样是在这年一月，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