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
一
九岁那年春天，父亲带我去北海公园玩。回家的路上，暮色四起，带解冻的寒意。沿湖边徐行，离公园后门两三百米处，父亲放慢脚步，环顾游人，突然对我说：“这里所有的人，一百年后都不在了，包括我们。”我停住，抬头看父亲，他的眼镜片闪光，隐隐露出一丝嘲笑。我虽自幼起常思索死亡，但还是无比震动，很久都没缓过劲儿来。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叠，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以前。我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从未见父亲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常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天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着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气氛。”（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点燃，火花五颜六色，转瞬即逝。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叮当车”。
二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兴奋，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快到时他看出是受骗，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天昏地暗，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用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我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胜利不许失败，要立功立德立言。
“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画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去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我年幼时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后来，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同时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出晚归，在钱阿姨的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预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了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的颜色喜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三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发生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和厕所。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也给我们的生活蒙上了阴影。
在我记忆中，父母从那时开始吵架，几乎与俞彪文事件同步，尽管二者并无必然联系。而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她是弱者。父亲发起脾气来丧心病狂，形同暴君。说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