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
第一次到剑桥时，我的感觉是掉进了一个时间的琥珀。
世上有很多历史名城，但在我去过的历史名城中，没有哪个城市的历史感像剑桥这样“活生生”。大多数古城里，无非是有几个收门票的历史建筑，人们跟着旅行团从大巴上一拥而下，咔嚓咔嚓照一堆相，然后再一拥而上回到大巴一去不返。这个情境里的历史，像一头被阉割的野兽，完全没有脾气，默默地蹲在游人相片的背景里打盹。游人看不到这头困兽瞳孔里曾经辽阔的草原，它也懒得去理会这些游人东张西望却注定一无所获的眼神。
但是剑桥不同。15世纪盖的图书馆现在可能还有学生在里面看书，16世纪建的餐厅还有厨师在里面懒洋洋地做羊角面包，一堆自行车若无其事地靠在17世纪的墙上，学生透过宿舍窗户看到的那棵树和18世纪的某个学生看到的是同一棵，而如果你在一个下雨的黄昏走在三一巷的石板路上，会疑心迎面走过来的那个人会不会是拜伦。
历史在这里如此稀松平常，不需要你用照相机去捕捉它。野兽就在它自己的草原上奔跑，而你，这无数代人中某一代中的某一个，不过是它奔跑中来不及看清并远远甩在后面的一只昆虫而已。
若干年后，等我回忆自己在剑桥的日子时，回忆到的很可能是这样一幅画面：在一个幽暗的会议大厅里，50个穿着黑袍子的博士，开着一个学院会议，大家七嘴八舌地热烈讨论一张名人捐赠的桌子该放在哪里，有的说图书馆，有的说餐厅，有的说校长办公室，而我坐在一旁昏昏欲睡。
真的，一张桌子的摆放位置，需要50个博士花上半个小时讨论吗？
我几乎都要因此反思过度民主的弊端了。
严肃地对待小事，是剑桥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地方之一。也许这是英国文化的特色，也许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剩下小事可讨论的结果。剑桥报纸上的头条，很可能只是当地的立委倡议把某条路上的坑坑洼洼填平。
这种认真对待小事的态度，也反映在教育上。比如，中国或美国任课老师大笔一挥可以决定学生的成绩，而剑桥大学改本科生的考卷实行双向匿名（学生不知道哪个老师改他的考卷，老师也不知道他改的是哪个学生的考卷），而且每份考卷由两个老师改，如果两个老师给分相差太大，还要引入第三个人做裁判。
作为一个老师，这样的规则是烦不胜烦的。作为一个学生，这样的规则则是可喜可贺的。
仔细想来，这样的较真精神，真的必须以经济发展为条件吗？
一个学校的老师认真地对待学生，需要花费多少GDP呢？还是只需要一种“认真对待权利”的精神？每次看到有人用经济不发达来为很多中国人不排队、随地吐痰、不遵守交通规则来辩护时，我就想，人均GDP到底和随地吐痰有什么关系呢？
我问一个学生，你觉得英国文化的最大特色是什么？
他想了想，说，排队。
英国人对规则和秩序的尊重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由于剑桥马路窄，开车易堵，所以多数人的市内交通靠自行车。就如何安全骑车的问题，有很多交通规则，比如要戴头盔，晚上要开自行车前后灯，更不用说要老老实实等红绿灯了。我开始以为戴头盔这样的规定，也就是纸上写写而已，我自己反正是不会为了安全骑车而买头盔的。
但我惊奇地发现，早上去学校的路上，有一半左右的骑车者真的戴了头盔。我还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装自行车灯并在晚上打开。有一回我的后车灯坏了，还被后面的一个人吼了一声。
我以前回家的路上，一个十字路口上有一个行人交通灯，还有一个汽车交通灯，绿灯亮时行人灯先亮，过5秒钟左右汽车绿灯亮。自行车属于模糊地带，可以跟着行人走，也可以跟着汽车走。我发现，总有一批骑自行车的人，无论如何要等着汽车绿灯亮了之后再过路口——尽管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相互平行，根本不冲突，尽管交叉街道的红灯早就亮了，他们过马路是完全安全的。有一回我在行人绿灯亮了之后蹬车过去，又被后面的一个人给吼了一声：“你这样骑车是不对的！”
我心想真是多管闲事，把你送北京去，你一辈子也别想过马路了。
当然同时也感慨，法治精神发源于这个国家，一点也不奇怪。
基本上，要预测一个国家的民主质量，统计一下有多少人爱闯红灯可能是非常有效的变量。一个有很多国民不但不闯红灯、行人绿灯亮了还不够还非要等汽车绿灯亮了才发动自行车的国家，对人类文明做出不成比例的巨大贡献，那是非常不奇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