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华
21岁的王永松在取款机里，看到了上个月的工资额，1520元。正当他把钱揣进荷包时，一辆宝马车从路边呼啸而过，泥水溅了他一身。
作为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员工，从2009年5月进入工厂的第一天起，学生时代的无忧无虑就一去不复返了，“钱挣得太少”成了王永松的心病。
起初，他还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他站在流水线旁辛辛苦苦干活，工资涨幅却总赶不上物价上涨的幅度。
渐渐地，一种对现实的无力感取代了最初的愤怒。现在，王永松没有选择地成为流水线上一颗有血有肉的螺丝钉。王永松并不知道，一个叫做收入分配改革的政策即将出台，旨在提高像他一样的人的收入。
王永松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家在广东湛江郊区。1999年，10岁的王永松，第一次被父亲带到广州大伯家走亲戚。王永松感受到了当公务员的大伯和在老家种田的父亲之间的巨大差别，城乡差别的印象深深地烙在了王永松的心头。
从那时起，王永松开始明白父亲为何从小教育他“好好读书，以后上大学进城坐办公室”。
城乡天壤之别，早在王永松父亲那一代人中就已经存在。在改革开放后出现了短暂的缩小之后，到了王永松这一代，又进一步扩大了。到了2009年，农民3年的收入才赶得上城镇居民一年的收入。
2009年，王永松也走上打工路，进入广东南海一家汽车零部件厂，成了流水线上的小工。
在珠三角，王永松这样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平均工资不超过3万元，而王永松堂哥参加工作第一年，其所在的证券公司仅年终奖就发了9万多元，总收入是王永松的6倍多。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9年，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以不到8%的职工人数，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高于社会平均工资10倍左右。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9年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上海市已经比最低的青海省高出两倍多。
不同人群之间收入分配的差距逐渐增大。
“我是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工作才一年多的王永松拍拍口袋说，“我一分钱存款也没有。”
王永松只是中国众多“无产者”的一分子。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根据其2004年进行的一项涉及几个省市的银行储蓄存款分布调查数据推算，前20%的储户占有银行存款的86%，而其余80%的储户只占有剩余的14%。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一直没有过大。收入分配的急剧变化，首先来自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由于对数量庞大、效率低下的国企实施“减员增效”，近千万国企职工下岗，低收入阶层人数激增。而在之前，迅速致富的个体户的出现，以及伴随着国企改革中大批中小国企被出售而涌现出来的收入激增的民营企业家，使得贫富对比一时间凸现了出来。
而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没真正得享土地增值收益等因素，使得国民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拉大。
差距这么大，钱都到哪里去了？
这是王永松一直想不明白的问题。王所在的广东南海区狮山镇有2600多家企业，2009年生产了总价值超过千亿元的产品，为当地上缴了近30亿元的税，但是像王永松这样的打工仔，一年的收入通常不到3万元。在王永松的记忆中，税收增长似乎与自己关系并不大。现实中，政府税收和民众收入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
国家统计局新近发布的一组数据：2010年上半年，财政收入同比增长27.6%（预计全年将超过8万亿元），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0.2%。
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发现，1951年时，我国民间的消费占当年GDP的68%，政府的消费仅为GDP的16.5%；而到了2007年，民间的消费降到了GDP的37.5%，政府的消费则上升到了GDP的28%。
2010年5月，作为代表工人利益的机构，中华全国总工会（以下简称全总）发布调研结果称，从1983年到2005年，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下降了20%。在过去的5年中，全国近1/4的工人没有涨过工资。无论是从中央规划，还是民众的关注度看，收入分配改革越来越紧迫。
如何提高劳动报酬？温家宝总理在收入分配改革会议上透露了政府的改革思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加强国家对企业工资的调控和指导，全面推行劳动合同制度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确保工资按时足额发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