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智
近日有机会到浙江上虞，问起陈梦家（1911－1966），大家不太了然。从诗人到学者，一个值得崇敬的人，可惜如今淡出了人们的记忆。记得王世襄在世时，我听他谈得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张葱玉，一个是陈梦家。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如梦家还在的话，那明代家具研究的著作，就肯定轮不到我写了！”陈梦家于逝世12年后，终获平反。如他夫人赵萝蕤所说：“深可惋惜的是，他死得太早……他还可写出许多著作，为他所热爱的祖国的现代化增加一些砖瓦，但是他没有能这样做。”（见《新文学史料》）这无奈的话，恳切、诚实，但听起来令人心酸。那是在1979年“文革”刚结束时说的。
陈梦家，出生于一个上层知识分子的小康之家，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同时受教会学校欧美思想的教育。这样的生活环境，无疑造就了日后他充满矛盾的思想、气质与个性。“梦家在中央大学学的是法律，最后得到了一张律师执照。但是他没有当过一天律师，而是从16岁便开始写诗，1931年便出版了他的第一册诗集，并立即出了名。那时他还不到20岁。”他的一举成名，离不开两位老师的器重与教导，一是闻一多，一是徐志摩。
1931年1月20日，由徐志摩主编、陈梦家实际编辑的《诗刊》季刊在上海出版。撰稿人除闻一多、徐志摩、饶孟侃等前期新月派诗人和南京诗人群成员外，还有林徽因、卞之琳、孙毓棠、曹葆华等新加入的北京青年诗人，这标志着“后期新月诗派”的形成。在这一过程中，陈梦家已成为新月诗派的一员主将。我觉得，新月派诗作中，陈诗独具形象与灵魂，比闻一多、王统照的诗似略胜一筹。我迄今还能背诵他的一些诗：一朵野花在荒原里开了又落了／他看见青天，看不见自己的渺小／听惯风的温柔，听惯风的怒号／就连他自己的梦也容易忘掉。（《一朵野花》）我悄悄地走了，沿着湖边的路，留下一个心愿：再来，白马湖！（《白马湖》）今夜风静不掀起微波／小星点亮我的桅杆／我要撑进银流的天河／新月张开一片风帆。（《摇船夜歌》）这样的诗，清新，朴实，又具象征韵味，令人难忘，让我遥想。
然而，陈梦家也有新写实主义的诗，那是作为一个诗人亲临战场写出的诗。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陈梦家与同学亲临火线，抢救伤员。当年有人说：“杨绛和赵萝蕤，钱锺书和陈梦家，也算得上旗鼓相当。”有故事说，在某次清华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科考试答辩会上，两人相遇。陈先生见钱先生进来，招呼道：“江南才子钱锺书。”钱锺书随口即应：“上虞诗人陈梦家。”
“作为诗人，梦家的创作生涯前后只七八年。”赵萝蕤说，“1934年至1936年，他在燕京大学攻读古文字学。从此以后，他几乎把他的全部精力都倾注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陈梦家与赵萝蕤离开北平，辗转到了昆明西南联大。从1938年春到1944年秋，陈梦家除教书外，仍孜孜不倦致力于古史与古文字的研究。在西南联大时，他撰有《老子今释》《西周年代考》等。
随后，夫妇俩经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和清华大学金岳霖教授介绍，从昆明经印度去了美国。陈梦家除了在芝加哥大学当教授外，还游历了英、法、荷兰、瑞典等国，目的是收集青铜器的资料，编写一部流落海外的青铜器图录。约三年时间，他完成了在美的研究任务。
那时，国外学术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均表示赞赏，就连喜欢收藏的瑞典国王以及瑞典最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也不无敬佩他。当时，罗氏基金会的负责人希望陈梦家能永久留在美国工作。然而，他仍回到了清华，心中只希冀能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贡献给自己的祖国。赵萝蕤后来回忆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曾经劝告许多欲去台湾的专家和学者。他怀着十分欣喜的心情，迎接清华、燕京的解放。”
令他想不到的是，1951年即开始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运动”。据巫宁坤先生说，那时学校的大喇叭里发出通知，要全体师生参加统一的工间操。作为诗人的陈梦家，马上敏感地意识到：“这是‘1984（指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的政治讽喻小说，写假想中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未来社会）来了，这么快！”之后，全国高校开始院系调整，大学重组，清华大学的文科被取消了。陈梦家在清华大学受到批判后，离开了学校，被分配到中国考古研究所。
约30年的工作中，他为我们留下了《中国文字学》《殷墟卜辞综述》《尚书通论》《西周铜器断代》等大量著述，留下了近千万字的学术与文学作品。他不幸逝世时，尚有200多万字文稿未及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