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江涛
周恩来救下的废墟
1968年春天，31岁的杨振铎从海淀区绿化队调到圆明园苗圃做班长。圆明园苗圃有4间红砖房，其中一间就是杨振铎的宿舍，另外几间用做放置工具的库房。四周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夹着一条条长满杂草的土路。
在杨振铎的印象里，1968年的圆明园到处都是这种林荫小道，“经常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地方了。生产队走马车的路就是大路。树林下是野草，有水的地方都让农民种了水稻”。
不过，这已经是中央高层领导关照下的情况了。
经历过晚清和民国时期对遗址内残存木料和石料的拆运，当解放军在1948年进入这里时，圆明园更像是京郊一片普通的农田，农民散落在二三十个小居住点里。
往日皇家的尊严和荣耀早就被人们遗忘，舍卫城、大水法这些名称被胡萝卜地、西大地代替。“园里办公室所在的地方原来应该叫五代五福堂，但园里的工人和农民都叫它五佛堂。”杨振铎说。这大概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保留历史痕迹的地名了。
新中国定都北京后，许多从解放区迁京的单位便看好了这片“风水宝地”。1950年，来自革命老区的晋察冀边区联合中学选址在绮春园。这所主要接收军地干部、烈属子女入学的学校就是后来的101中学。在规划部门已同意它占用绮春园西北部300余亩地的情况下，周恩来进行了干预。
时任都市计划委员会主任的梁思成后来向吴良镛转述，周恩来曾对他讲了如下意思的话：圆明园要保留，地不要拨出去，帝国主义把它烧毁了，我们将来有条件时可以恢复。
根据这个指示，北京市政府发出“圆明园一砖一石不准动”的命令。1953年初，植物园请求在圆明园遗址开辟60亩育苗地，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彭真明确表示不得占用。
后来，中央党校又拟在圆明园选址修建校舍。周恩来知道后立即予以制止，并对当时主持党校工作的副校长杨献珍讲了一段著名的话：“圆明园这地方，总有一天会整理出来供国人参观的。国耻勿忘，圆明园遗址是侵略者给我们留下的课堂。”
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及圆明园遗址的意义，这几乎也是1911年以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第一次把圆明园和国耻联系到一起。
“但那时候我们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都不知道，管理的时候总感觉缺少一把尚方宝剑。”杨振铎说。
被忽略的“封建残余”
杨振铎从事的绿化差不多是五六十年代圆明园的“头等大事”。1956年起，北京市开始在圆明园进行大规模植树，1959年又正式将圆明园遗址划定为公园绿地。次年，海淀区人民政府将圆明园定位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次将其纳入政府管理保护的范围。到1961年秋，圆明园遗址区域共栽种树木72万株，绿化面积达1300多亩。
但60年代初，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圆明园遗址历年植的树和土地一度交由当地生产大队使用。这导致了1948年后圆明园农业生产的第一次高峰。
几年后开始农业学大寨，第二次高峰到来。那时圆明园已经交海淀区绿化队管理，但有些生产队长打着学大寨的旗号继续破坏遗址。
和农民的冲突大多是因为树林慢慢长大，树荫遮挡了农民的庄稼。农民还经常刨山为慢慢下沉的稻田垫土，或者把河湖填平种植水稻。到80年代初，院内的2000多亩农耕地大多是填水而来。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一直从事3D再造圆明园工作的郭黛姮研究发现，圆明园的建筑虽然在晚清时期全部被毁，但大部分山形在1933年至1965年间变化不大。她依据的是1933年、1965年和2002年的三次地形实测资料。
但是1965年后，园内面貌大变。变化最大的是洞天深处景区，到21世纪初已全部消失。另有山峰被全部削平，前后高差超过4米。水系同样在1965年后出现了较大变化：除几处大的水面外，河道完全消失、局部被填平。
郭黛姮大学就读于与圆明园一街之隔的清华大学。据她回忆，那时除了西洋楼遗址还有一些石刻外，其他遗址已无法分辨。许多农舍就建在遗址的台阶或地基上。
这些石头一直是外界关注的东西。1969年，中央下达“一号战备令”，很多人便跑到圆明园拆运石头。“不少石料被人们一车接一车地拉走。”杨振铎说。
根据圆明园管委会公开出版的资料，六七十年代曾出现过一次运走582车石料、一次拆除800多米围墙、一次砍伐1000多棵林木的情况。
到80年代初，圆明园遗址范围内有各类单位10余个，占地480亩。其中3个是从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陆续迁入院内或占地扩建的，占地350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