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衍
在河南虞城县贾寨鎮马楼村的20多间平房里，孙成乐和妻子生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竭尽全力养活42个孤老和35个孤儿。
40年前，孙成乐还是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如今，他64岁了。1970年夏天的一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一生。那时候，敬老院叫“幸福院”，属于人民公社，有十几个无儿无女的老人，而孙成乐是唯一一个在院里长大的孤儿。在他成婚后的转年夏天，一场涝灾让敬老院成了公社的包袱，只能暂时解散。
“连大队都管不了的事儿，我们咋管？”孙成乐回忆道，他本想和妻子刘巧真一走了之，但十几个老人围着他们，跪在地上哭，这让他们再也走不动了。
他们开始建房。一天几十趟地去黄河滩区拉湿土，割蒲草，再混在一起垒墙。有时候赶上大雨，土墙被冲成土堆，孙成乐就趴在土堆上哭，哭完了再接着垒。3间两米高的土屋，建了8个月。
他们又开始开荒。河滩里的荒草又高又密，用铁锹掘不动，他们就掘一下，再用手挖。犁地没有牛，就孙成乐扶犁，刘巧真在前面拉。30亩地，开了一年多。
有了房和地，老人们的生活算是暂时有了着落，但孙成乐的担子却从未放下。
70年代初农村没有加工面粉的机器，孙成乐就推磨磨面。家里老人最多时有20多个，一天要吃30多斤面，光是绕磨盘就要绕上十七八公里。
现在，那个完成使命的磨盘，安静地躺在水井边上。40年来院里的老人有来有走，每隔一两年就要送走一个。孙成乐在院子周围种了几百棵杨树，有老人“去了”，就砍倒一棵树，请木匠做成棺材。
如今的大院里，只剩下了7位老人，他们大多耳聋，听不清楚问话，但如果指指孙成乐，他们的回忆便仿佛突然清晰起来。
80岁的韩新生老人还记得，孙成乐大年初三背着他去镇里看病，下雪天冷，孙成乐就把衣服脱给他，自己光着膀子走了十几公里。90多岁的刘进良老人则想起，自己出门迷了路，20多天后，孙成乐愣是骑着三轮车在山东找到了他。
一年冬天，孙成乐家只剩下了两斤棉花，刘巧真本想给小女儿做一件棉袄，后来新来了一个老人，夫妻俩用它给老人做了棉被。平时吃饭，有好东西吃的时候，都先给生病的老人，孙成乐就哄着自己的孩子啃窝窝头。
大女儿孙红卫到现在都念念不忘，小时候家里有一个患食道癌的老人，每次吃鸡蛋都要吐出来，刚上小学的她就站在老人的旁边盯着、瞅着，“委屈啊！你明白那种感觉吗？”
孙红卫说，有时候老人之间会闹别扭，会吵嘴，但只要孙成乐走过去，老人们立马就散开，不再吵了。
孙成乐不是没动过离开的念头。在知青返城的时候，刘巧真的哥哥有门路把他们的户口转回商丘市，让孩子变成城里人。这让刘巧真乐得睡不着觉。后来，消息让院里的十几个老人知道了，他们开始不吃饭，也不睡觉。
孙成乐没法松手——他知道自己是老人们唯一的靠山。他告诉妻子：“种地的人多的是，饿不死别人也饿不死咱。”
1983年，虞城县民政局抱给他们一个脚有残疾的弃婴，夫妇俩每天给孩子捏手捏脚，做鞋时加竹片给她校正，硬是治好了孩子的脚疾。姑娘长大后，起名叫孙红梅，她和孙成乐的二女儿孙红英年纪相仿，每天上学，她们留同样的发型，穿同样的衣服，背同样的书包。2000年，红英和红梅双双考上了中专，学费不够，孙成乐让红梅去商丘上了中专，把亲生女儿留在了家里。
许多人不相信这些事。上高一的时候，大女儿孙红卫把家里的这段故事写成了作文，得了高分，但老师也附了一条批语：你写的是真实的吗？她的同学去北京做生意，有北京人议论“河南人好人少，坏人多”，同学马上就用孙家的故事反驳：“谁说河南人坏，北京有这么好的人吗？”
像红梅这样的孤儿，老两口已经养大了十几个，现在，他们有的参了军，有的当了工人，最远的在乌鲁木齐，最近的就在隔壁成了家。只要是在附近成家的，孙成乐准要搭上“不比别人差的东西”，红梅成亲的时候，孙成乐送了冰箱、彩电、自行车。而轮到自己两个亲生女儿成亲时，“能给的早都给出去了”，十几间房的大院子，孙成乐就用了一张红纸，贴了几个喜字。
“自己的孩子吃点亏有啥问题？还有一大家子人等着吃饭呢！”孙成乐说。
从80年代起，乡里的经济开始好转，乡政府也重新建立了两家公立敬老院，但是一些重病的老人和治不好的弃婴，还是会送到孙成乐这里，因为只有他不忍心拒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