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涵漠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于右任《望大陆》
高秉涵瘦削的手臂中抱着一个泛着青白色光的骨灰坛。他站在村子的西头，仔细地回忆骨灰主人生前的心愿。
临终前，那个在台湾孤零零了大半辈子的老兵嘱咐高秉涵，一定要将自己的骨灰送回老家山东菏泽定陶县，撒在“村西头一华里处的一棵槐树下”。
“那块地就是我的。”老兵骄傲地说。可是当高秉涵从台湾来到这个小小的村庄时，却发现根本找不到让老兵念叨了一辈子的老槐树。
时间带走了老兵的生命，也带走了槐树。最终，他只得在一群围观者怀疑的眼神中，打开骨灰坛，将白色的骨灰撒向一片玉米地：“老哥，你落叶归根了，安息吧。”
回家，就是天大的事
在台湾生活长达61年的菏泽人高秉涵清楚地知道，对那些所谓的“外省人”来说，这条通往家乡的路意味着什么。
“没有不想家的。”这几乎是侯爱芝所能讲出的最长的句子。这位住在台北的80多岁的菏泽老人偏瘫了，语言能力也丧失了大半，只能终日坐在一把木椅上。“想家……”老人有时会努力地挤出这两个字，眼里渗出浑浊的泪水。
另一位菏泽同乡是一个83岁的老兵。他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出远门，但两岸通航后，却总是念叨着要回老家看看。儿子用轮椅推着他来到机场，当看见即将启程的老乡们时，他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叫起来：“回家了，我要回家了！”儿子推着他在机场转了几圈，又把他抱上了返回台北的汽车。老人一直幸福地望着窗外，他真的以为自己踏上了归途。
高秉涵说，对于这些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人，回家，就是天大的事。正因为如此，他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同乡们完成回家的梦想。而许多菏泽同乡，也安心地将自己人生最后的愿望交到他的手上。
去世的老乡越来越多，高秉涵背负的嘱托也越来越重。自从1992年他带着第一坛同乡的骨灰回到山东，至今，已有57坛。
对这个身高175厘米、体重却只有44公斤的老人来说，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这些骨灰坛由青白色大理石制成，每一个都重达10公斤。为了不出差错，高秉涵一次最多只能带4坛。
把骨灰从台北带回山东是个极其艰难的过程。这些被密封起来的骨灰坛，常常被误认为危险品，高秉涵必须通过繁琐复杂的安检程序。并且，因为害怕骨灰坛摔碎，他从来不敢托运，总是小心地抱着。
“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
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去”
在台湾，200多个从菏泽一路历经战火和逃难来到这里的人，组成了“菏泽旅台同乡会”。高秉涵因为年龄最小，被推选为会长。
对他来说，会里的每一个同乡都是他的亲人。他坚持每年清明或中秋陪着想要回家的同乡一道返乡，“我答应过他们，只要还有一个人要回家，我就陪着他们一起回去。”
说这话的时候，高秉涵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他自己也是一位75岁的老人了。
其实，菏泽只是他生活了13年的地方，如今他在那里已没有“五服以内的亲人”。但因为这些同在异乡的乡亲，菏泽不仅意味着故乡，也意味着他身上背负的关于回家的约定。
此岸，曾经像是一生也回不来的地方，但高秉涵和那些一直坚称自己“旅居台湾”的老人一样，从未放弃寻找触摸故乡的机会。菏泽同乡卞永兰就是其中的一位。20世纪60年代，她取得了阿根廷护照。1982年，她终于找机会回到菏泽。
她的记事簿上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在台湾的菏泽同乡对她的请求，有的想要张“老房子的照片”，有的请她去找一找自己失散多年的老母亲，有的则请她带回点家乡的特产。高秉涵也对她说了个请求：“带点家乡的泥土回来吧。”
卞永兰回到台北的第二天，菏泽同乡举行了一场大聚会。许多人的脸上神情紧张，大家像小学生一样规矩地坐在一起。
分特产时，人多物少，最终定下“每户烧饼一个、耿饼3只、山楂和红枣各5粒”。之后则要分配卞永兰从菏泽提回来的整整3公斤泥土。因为高秉涵是律师，他被指派执行“分土”。经过激烈的争论，同乡们约定必须凭籍贯栏中写有“菏泽”二字的身份证方可领取，并且“每人一汤匙，不可多得，分土者因责任重大，可分到两汤匙”。
直到今天，当高秉涵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还记得四周静得“落下一颗尘土都听得见”，没有人说话，甚至没有人大声喘气。他一手拿汤匙舀土，另一只手用筷子小心地将汤匙里冒起的土尖拨平，再倒在一张白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