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诚
一个18岁的男子用所有自尊忍住号啕，在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
1936年，齐邦媛12岁，张大飞18岁——那年，他们第一次见面。
“九一八”事变后，大批东北学生流亡关内。1934年，齐邦媛的父亲申请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一笔拨款，在北平（今北京）创办了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两年后，中山中学迁至南京郊外的板桥镇。这些青春期的孩子，家乡沦陷，亲人离散，无家可归。每到星期天，许多孩子就被齐邦媛的哥哥（当时也在中山中学读书）带到宁海路的家中吃饭，张大飞是其中的一个。在齐邦媛的印象中，张大飞很少说话。吃饭时，母亲总叫他坐在她旁边，不断地给他夹菜。
1937年的大年初二，张大飞和齐邦媛的哥哥一起回家。那天下了雪，很冷，屋里生了火。在母亲的询问下，张大飞开始说起自己的身世：他的父亲是“满洲国”成立之初的沈阳县警察局局长，因为接济且放走不少抗日的地下同志，被日本人浇上油漆，活活烧死。一家八口四散而逃，他和弟弟妹妹连夜逃往营口，投奔姑姑，并进了当地一所教会办的中学。在教会的影响下，他开始信奉基督教。在“满洲国”，因为日本人推行奴化教育，他又一个人逃到北平，考进食宿费用全免的中山中学，这才有了安身之所。
齐邦媛永远记得那个夜晚——一个18岁的男子用所有自尊忍住号啕，在温暖的火炉前，叙述家破人亡的故事。从此，张大飞经常去齐邦媛家。有一次，他带来一本小小的、镶了金边的《圣经》，说那是他唯一的依靠。
南京的生活，是短暂的宁静。一天中午，齐邦媛和哥哥，还有他的几个同学去爬附近的小山。“下午4点钟开始下山的时候，突然起了风。我比他们下山时走得慢，渐渐落后了。哥哥和那些大男生已跑下山，我仍在半山抱着一块小岩石，进退两难。山风吹着尖锐的哨音，我在寒风与恐惧中开始哭泣。这时，我看到张大飞在山的隘口回头看我。天已渐渐暗了，他竟然走回来，往山上攀登，把我牵下山。到了隘口，他用学生穿的棉大衣裹住我30多公斤的身躯，说：‘别哭，别哭，到了大路就好了。”那一刻，齐邦媛永远记住了他眼中的温情和关怀。
《圣经》扉页上有一句话：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
两人再次见面，已经是1937年10月。南京遭到轰炸，齐邦媛和家人乘船撤往汉口。在船上，齐邦媛母亲旧病复发，到汉口下船时已经昏迷，被送往医院抢救。祸不单行，齐邦媛的妹妹也吐泻不止，医生诊断是急性肠炎。两天后，瘦骨嶙峋的妹妹身体变得冰冷……13岁的齐邦媛，看到妹妹被一床白色的毯子包着送出，恐惧而又忧伤地去母亲的病房，正碰上医生对她舅舅说：“准备一下吧，希望不大。”齐邦媛就站在病房门口，寒冷、孤单、惊恐，一起袭上心头。
这时，她突然看见张大飞从大门进来，齐邦媛刚停的眼泪又倾泻而出。“他对我说：‘我已经在军校报名，11点钟要去码头集合，临走一定要看看妈妈。你告诉哥哥，我能写信时会立刻写信给你们。接着，他拿出一个小包放在我手里说：‘你好好保存着吧，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话。然后，他疾步走出了医院大门。”
那是一本全新的《圣经》，扉页上有一段话，其中一句让齐邦媛深感温暖——祝福你那可爱的前途光明。最终，母亲转危为安。
同年12月，父亲来到武汉，那是齐邦媛第一次看见他流泪，他说：“我们真的国破家亡了。”战局异常惨烈，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国土接连沦丧。很快，武汉危急，齐邦媛一家又转往湖南的湘乡。两个月后，齐邦媛收到张大飞的信，第一句便问母亲“身体如何”，他还说起参军的原因：报效国家，为父亲复仇。此后，齐邦媛一家辗转桂林、贵州，最后在“陪都”重庆安顿下来。
齐邦媛和张大飞的通信一直没断，两人几乎无话不谈，诗词、理想、人生……从张大飞的信中，齐邦媛得知他参军后，以优异的成绩入选空军军官学校第12期，毕业后参加了重庆上空的保卫战。1941年，他被派往美国受训，第二年回国，加入由14航空队组成的中美混合大队。这支驻扎在云南、由美国人陈纳德指挥的空军部队，便是让日军闻之胆寒的“飞虎队”。张大飞写给齐邦媛的信，都是用浅蓝色的航空信纸，装在浅蓝色的信封里。信封上，有很多“奇怪”的地名：云南驿、个旧、蒙自……沿着滇缅铁路南下——那些地点，是飞虎队驻防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