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向中国无条件投降，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一场杀戮告终。
这一天在东北沈阳有一栋日军长官们居住的楼房，在一阵轰天响的火药爆炸声中坍塌，其中有几十名军官和太太们在烈焰中灰飞烟灭。他们是引决自裁，其死固轻如鸿毛，为中国人民所不齿，而在日本人看来，却不失悲壮。他们的名字在今天日本的靖国神社中被供奉，这其中就有楠莉的父亲和母亲。
从那一天起，楠莉成了一个孤儿，倘不是她父亲早在太平洋战争之后，日本败局已定的情势下，托孤于本溪的商人，楠莉也许会在那一声轰鸣中消失。战后，本溪的商人又将楠莉送往沈阳的一户乡村的读书人家躲藏。她幸免于难，孑然一身，在异邦成长，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她成了村野的一个中国女孩，穿着东北的大蓝花土布，在田埂上、在野地里、在场院中，和孩子们捉蟋蟀、打陀螺、采酸葡萄，将蚂蚱用草棍串起来烧烤，等待家中饲养的老鹰抓回野兔和山鸡。冬天则滚雪球、堆雪人、用木棍敲下屋檐的冰柱，捏一团新雪，塞进邻居小孩的被窝。总之，所有顽皮男孩们所做的事，她都做过，那是一段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岁月。
丧失父母的悲哀对幼儿来说是容易忘却的。她聪明美丽、善解人意，成为全家的宠儿。然而，灵魂深处的孤独感，从孩提时起就深深笼罩着楠莉。那些依稀的回忆，像流云中的山岫，像海洋中隐现的岛屿。她觉得那失去的双亲的容貌永远不会从头脑中消除。她曾保留着一张双亲的相片：父亲孔武雄健、母亲温柔美丽。这张唯一的珍贵纪念品，在文化大革命中已被焚烧。这件事成为楠莉终身的遗憾。不论她的父亲对中国罪孽如何深重，但对于她却永远是钟爱的父亲。
岁月荏苒，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孤独感与日俱增，养成了她成为少女之后的沉默寡言、青年之后的落落寡合、中年之后的忧郁寡欢。她永远不会想到自己会深深地爱上一位骄傲的中国民族主义者范曾。当楠莉在东北的村野嬉戏的时候，在南方的小城南通，我的由思想“左倾”而后参加共产党的长兄范恒，正在胜利的欢欣中教我唱：
“在胜利的九月，祖国，你从英勇斗争里解放，祖国，你沐浴八年抗战的风沙，像一个巨人，终觉在成长……”
在23岁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约会，当然更遑论其他。堤坝看似坚固，然而凶险的波涛会一下子冲决而出。遇到第一个对象，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
我为第一次爱情耗时5年之久，一无所获，最可贵的燃料烧尽之后，剩下的全是痛苦的灰烬。爱情带给我苦多乐少的回忆，而且创伤一而再之，再而三之，宛如雪上加霜。在1970年我爱上另一位少女，照样如痴如狂，海誓山盟，前后一年之久，待到我下放湖北咸宁干校，这过眼云烟般的爱情也随风而逝。
1971年夏，干校放假半月，我回北京。当时我住在垂杨柳的一间小屋，家中炊具只有一个洋铁的水壶，有一次水开之后忘记关火，继续加温，最后将壶烧得七扭八歪，幸不漏水，一直使用下去，彼时之困窘可知。虽如此，但在同代人中却颇具才名。
我当时身无分文而悠然自足，无家室之累，似闲云野鹤，而狂言惊座，纵横恣肆的状态，为艺坛某些大佬所不容。直到与楠莉相识很久熟稔之后，她才告诉我，谁不知道你是“江东狂生”啊。这是后话，那时我还不知道天下有楠莉在。
这一次的干校休假，改变了我的生命。有一位朋友邀集了一些同样落拓江湖的人，做一次穷愁中的小宴，谈不上琼宴坐花、羽觞醉月，只要薄酒一杯，以消烦闷而已。酒过三巡，我正即席吟诗，击节为乐，这时，迟到的一位佳人却使满座悄然。她身着一件雪白的连衣裙，两条辫子乌黑油亮，其素洁堪称“春梅绽雪、秋菊披霜”，而神态清逸、举止优雅。入座之后男士们都有些拘谨，这时一位朋友打开僵局，介绍说，这是楠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那还是“四人帮”时代，她的打扮其实很朴素，根本不会施朱搽粉，而且衣料是平常的白色的确良，并由她自己剪裁缝纫，任何化妆、首饰都没有；倘若那时真的美艳动人，那才配称天生丽质。楠莉注视我的目光，使我一生难忘，那其中包含着好奇、探询、欣赏。
整个宴会上我讲了些什么我都记不起来了，只觉得心动口不动，口动心不动，牛头不对马嘴，看不出宋玉对“东家之子”的傲气，谁能讲清楚一个动了真情的男子内心涌动的一切。我相信看到楠莉的第一分钟起，我便深深地爱上了她，而且我自以为心有所托，一池春水泛起涟漪，结束了枯索无味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