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连宁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就是靠和美国人的配合。美国人那边花钱，我们帮他们造东西。我们赚钱以后，建设基础设施，再搞点房地产，放大了需求。”（谢国忠语）这个“美国消费＋中国制造”的模式，既是个跨国合作的双赢模式，也是个美国的消费引擎跨国驱动中国增长的“引擎外置”、动力来自体外的模式。但必须注意的是，中国靠低技术高密集劳动出口创汇的企业，大多不是国企，而是从事加工工业的外企、民企。为什么？因为加工业难以形成垄断，只有资源、能源才便于垄断。这类加工工业，大多处于食物链的底端。什么叫食物链底端？就是指最终价格的约85%归主导了技术、设计、营销等核心环节的外企，加工费这个环节只占最终价格的约15%。
只赚到约15%的加工费，意味着“MADEINCHINA”（中国制造）实际上是“MADEBYCHINA”（由中国制造）。事实上，中国每出口100万美元的产品，就要进口50万美元的核心材料。人家靠智力拿大头，我们出苦力拿小头。这个二八分成的夹层汉堡产品，既表明低技术产品收益低，更表明“中国制造”实际上是“跨国制造”，收益不为中国独享，但其中低成本归功于中国。澄清“中国制造”是“跨国制造”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澄清了这个真相，才能接着澄清中国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出口美国的货品中只有一小部分货值完全出自中国，其余那约50%～75%的货值，其实不属于中国。
说成本是为了说增长。到底什么是经济增长？“什么是经济成长的基础？我相信我们大家都同意这样一点：成长是不断地、有效地把新技术吸收到经济之中的结果……现代成长的根源，在于新技术在一个有效的基础上的不断扩散。”（罗斯托语）
经济增长越来越仰赖技术，其实质到底是什么？你不难看出，其实质是技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1992年下海，看到海南的“大款”亲自开车，下车时手握“半块砖”很是凶猛，我也一心想弄个“大哥大”握握。结果花了6.5万元，还要配BP机才能用。怎么一回事？原来那“砖头”只能打出不能打进，谁“拷”（call）我，我才抡起“砖”“打”他。今天街头拾荒人用的手机，也比那“砖头”功能强大而又小巧便捷。价格呢？价格比当年的BP机还便宜。为什么低成本增长能带来福利的普及？因为价格竞争能调动起充足的消费需求，反过来又促成了企业持续赢利。“中国制造”在西方市场上取胜，靠的就是低成本。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奇迹就是低成本竞争力的奇迹。
然而墙内开花似乎只香了墙外，我们富于竞争力的取胜之道，在国内市场上并未大行其道。为什么？因为在国内大行其道的不是低成本竞争，而是垄断。我们国内的企业，缺乏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那些占据主导地位的国企，更缺乏降低成本的驱动力。我们常见的是高成本基础上的高增长，是隐性通胀伴随的高增长，是绝对价格与相对价格双双攀升、支出与收入比肩试高的增长，也是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失衡增长。这里所说的二元化不是指城乡二元，而是指国有与非国有、垄断与非垄断、市场与超市场、自由交易价格与强迫交易价格、财政供养与供养财政的二元。
谁都能看出，这二元在资源配置、地位和市场待遇上，有主有次、有强有弱、有亲有疏、有厚有薄、有肥有瘦。这二元形成的市场化生存与超市场生存的两类生存方式，造成了国内有不同活法的两种人——供养别人的和靠别人供养的！难道这不是个最大的二元失衡吗？不惜当淘粪工也要争得事业编制身份，也要挤进财政供养体制的例子，即便不能佐证就业者在逃避市场化生存，起码也能表明他们在寻求超市场生存。高收入、高保障的超市场生存与低收入、低保障的市场化生存这两种活法，与其说是二元经济的产物，是变革胶着于半市场状态的标志，不如说是权力资本的产物，是市场化变革已经败于权力身份社会的标志。
国民收入的分配也失衡了。这个被诟病为“国富民穷”的失衡，是由超常的税赋造成的。自1995年以降，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向政府倾斜，财政税收一直以超过GDP、超过居民收入的速度增长。经济多年来年均增长约8.9%，而政府税收却连续19年平均增长20%以上，这是不是超常分配？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超过1万亿，2009年即增长了近6倍，超过6.5万亿。这短短9年间，收入增长6倍的居民有多少人？央行的数据显示：“政府存款”从10年前的1785亿元陡升至2008年的16963亿元，猛增了近9倍！19年来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如果加上预算外收入、卖地收入以及国企的年度未分配利润，政府预算收入已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强势挤占之下，居民收入与消费所占比重的下滑还奇怪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