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
5年来，吴仁贤的生活几乎整个变了样儿。他调到了新的工作岗位，开上了不同的车子，当年还念初中的女儿也已经考上了大学。但有一件事，却从没变过。
每个月，这个杭州滨江区的45岁男人都会亲自或委托别人，将一笔数目基本固定的钱通过银行打过去。这些钱，有的来自同事和朋友，有的来自陌生的捐助者，还有的是他自掏腰包垫上的。然后，在海南某所大学附近的自动取款机里，小梅会取出这笔钱，再将它分成三份，将两份分别寄出。
自从5年前母亲被杀害以后，这笔钱是孤儿小梅和两个妹妹生活的来源。但她却并不熟悉吴仁贤。他们通电话的次数不多，有时一个月才一次，通常都是简单交代完事情就挂掉。
他们只见过两次面，交流也不算多。旁人要是问起来，小梅甚至说不出吴仁贤太多的特点。但有一次，在一条节日祝福短信里，她忍不住给吴仁贤写道：“在我心里您就像父亲一样！”
母亲
这个像父亲一样的男人，在一个非常悲惨的时刻走进小梅的生活。
2006年3月25日凌晨，小梅的母亲在杭州市滨江区的一间出租屋里被杀。案情很简单，警方很快侦破了这起抢劫杀人案件，几名在附近工地打工的嫌疑人被抓获。
但被害人的故事却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一年前，她来到杭州滨江新区谋生。作为当时参与侦破的滨江公安分局重案中队队长，吴仁贤至今仍然不愿意公开提起她的职业。他只是引述一家媒体的报道，称她做的是一份“对女人来说并不光彩的职业”。他坦诚地说，一开始，自己对这个女人心里有过轻视，但在破案过程中逐渐了解了她的命运后，他觉得，这个女人不容易。
她的丈夫、小梅的父亲，1994年在广州打工时遇车祸身亡。他本来是想出去替孩子挣点学费的，但因为肇事者逃逸，他死后连一点赔偿都没有换回来。从此，年轻的母亲就带着3个女儿在湖北农村的老家与父母一起居住，以务农为生。起初，学费还可以用粮食来顶替，但到2005年的时候，这种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家里连孩子读书的钱都拿不出，她只好出来想办法。她的亲戚回忆说，当时因为年纪太大，文化程度不高，工厂不肯收这样一个女人，于是，她跟着一个同乡，来到杭州“打工”。
案发之前，这个41岁的瘦小女人刚将自己攒的钱寄给湖北农村老家的孩子，因此，劫匪只抢走了一部手机和130元钱。但据他们事后供述，为了保住这不多的一点财产，女人拼命捂住口袋抵抗，结果被杀。
这个母亲把赚来的大多数钱都花在了孩子身上。孩子们只知道妈妈在很远的地方打工挣钱，而她则要等到寒假和暑假时才能和孩子们见面。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女人反复叮嘱自己的女儿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陌生人
对吴仁贤来说，小梅本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但当他知道她的存在后，却没来由地替她操起心来。
起初，他连这个女孩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母亲遇害后，小梅从老家赶来处理后事。吴仁贤因为在外面侦查案情，没有见到她，只是从同事们口里听说，她长得又瘦又小，穿着一双破破烂烂的球鞋，低着头，大眼睛里充满惊恐。
与往常一样，办案的警察们凑钱替小梅的母亲办完后事，又给她凑了几千元钱，送她回家。这些常年跟凶杀案打交道的刑警们自称接触的是最底层的生活，早就熟悉了这种悲惨的故事。
然而5年前，小梅母亲被害一案结案后，这群警察在专案组办公室里东一句西一句地闲聊时，却觉得不是滋味。即使见惯了苦难的他们也觉得，这个家庭实在太可怜了。
由于侦查需要，吴仁贤了解到这个家庭的大致情况。他现在已经说不清，当时是什么促使自己下定决心要帮这3个素未谋面的孩子。他有一个跟三姐妹中的老二同岁的女儿，有一个下岗在家的妻子，人们都觉得，他算是家庭压力相对较大的。
在背后谈论起吴仁贤时，同事们提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老吴是个铁公鸡”。
但5年前，这个“铁公鸡”却突然决定掏一笔不小数目的钱给3个陌生的女孩。他还开始四处张罗，替她们募捐。
“孩子还是要读书。”他这样分析自己的动机，因此，他主张大家一起将3个孩子供养到大学毕业。
那段时间，熟悉吴仁贤的人发现，他嘴里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他在不同的场合谈到这件事，当着邻居说，当着朋友也说。他很讲策略，从来不主动提钱的事，而是绘声绘色地给听众讲这个家庭的悲惨故事。结果，到最后，不少人都被他嘴里的故事打动了，有的主动提出来：“是不是应该帮帮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