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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喝下含有霍乱病原体的液体，给自己注射用来涂在箭头上的毒液，或者出于实验目的去上吊：为了能满足自己的求知欲，为了能扬名四方，某些研究者们不惜在自己身上进行实验。其中一些人获得了轰动一时的发现，而另一些人则悲惨地死去。
马克斯·冯·佩滕科弗是一位慕尼黑的卫生学教授。他曾经在1892年说过一番豪言壮语——他愿意像一个士兵一样，为荣誉倒在科学的战场上。在众多惊恐万状的学生面前，这位74岁的老人一股脑儿吞下了一瓶液体——其中含有约十亿个霍乱弧菌。他这么做，是为了向自己的老对手罗伯特·科赫证明，这种细菌并不是导致霍乱爆发的罪魁祸首——真凶应该是自然环境，确切地说是土壤状况。
最终，佩滕科弗逃过了一劫，只是受到肠道功能紊乱的困扰。因此，教授便以为自己的观点得到了证实——其实，他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据猜测，他在之前几年就感染上了霍乱，而病程发展到此时，实验对他已经不会造成大碍了。
与年逾古稀的佩滕科弗比起来，斯塔宾斯·弗斯在早年就开始拿自己的身体冒险了。18岁时，这个雄心勃勃的医科学生就想证明，黄热病并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传播的——尽管当时所有人都支持这个猜测，即黄热病是一种（人群间的）传染性疾病。1802年10月4日，弗斯壮着胆子，进行了一项极端的反证实验。
他在身上20个不同的部位切开小口子，然后往伤口里滴进黄热病患者的呕吐物。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接着，他又将那些呕吐物加热，然后吸入它们蒸发出的气体。他甚至还服下由呕吐物制成的药丸。最后，他直接吞服稀释后的呕吐物，而且“逐渐将摄入量从半盎司增加到两盎司（约57克）”。他十分精准地记录下了这一切。
然而，还是没有任何异样。于是，他又尝试了尿液、黏液和血液之类的体液——同样，他不是服下它们，就是将它们滴到自己的伤口上。无论如何，弗斯都十分健康。他无法从自己的实验中得出合理的结论——他当时并不了解，黄热病是通过蚊子传播的。
相比之下，罗马尼亚法医，尼古拉斯·米诺维奇更濒临死亡的边缘。在20世纪初，他先后12次亲自用绳子（试着）上吊。“一开始，脸会变红。”他在事后激动地写下当时的情况，“接着，再变紫，而视线变得模糊，耳鸣也随之而来。”他并没有就此停止实验。最终，他在绞刑架上坚持了26秒。他的身体因此受到了好多损伤，“喉头和舌骨的撕裂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经历了无法忍受的痛楚，他最终认识到，绝大部分被送上绞刑架或是自缢的人都不是死于窒息，而是死于大脑缺血。
对于这一类实验，人们总是很难分清，它们到底是严肃认真的知识获取过程，还是哗众取宠的炒作。在1889年的巴黎，当时已经拥有盛名的查尔斯·爱德华·布朗-西廓医生，把一只壮年小狗的睾丸捣碎，再将其和蒸馏水拌到一起，然后将“溶液”注射入自己前臂的静脉——他认为这是一种返老还童的良药。不久之后，医生便感到自己精力更加旺盛。这一点在粗略的量化估计中得到了证实，比如他排尿的强劲程度——“尿液划出的距离，即它从身体一直到小便器底部的飞行距离”有了明显的增加。
后来，当布朗-西廓含糊不清地表示他的性功能也得到了增强时，这座以浪漫而闻名的首都立刻陷入疯狂之中——很多人开始找寻这款神奇的药物，因为仿佛谁要是拥有了它，谁就拥有了幸福。此药的发明者对此完全失去了控制，不少奸商打着他的旗号招摇撞骗。然而，等到人们醒悟过来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很多病患在接受了睾丸治疗法以后，都得了严重的败血症。
其他一些自我人体实验的结局更加悲惨：外科医生威廉·哈尔斯蒂德把可卡因当做麻醉剂来实验，最后染上了毒瘾。英国人安德鲁·怀特猜测，疟疾可能会对鼠疫产生免疫，于是他让自己同时感染上两种疫病，结果不到一周便撒手人寰。秘鲁的医科学生丹尼尔·阿尔希德·卡里翁让自己染上在其家乡广为传播的皮肤病秘鲁疣，而39天之后他却令人意外地死于奥罗亚热。
由于卡里翁的自我牺牲，人们在后来找出了那两种病症之间的联系。卡里翁在秘鲁也被追认为烈士与民族英雄。
虽然另一些研究者在他们疯狂的自我人体实验中幸存下来，可他们却遭到了同行们幸灾乐祸的嘲讽甚至是非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