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
母亲的鼾歌，对我这个年过五十的儿子来说，仍然是一支催眠曲。
在我的记忆里，她的鼾声是一支生活的晴雨表。那个年月，我从晋阳劳改队回来，和母亲、儿子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旧床板上，她没有打过鼾。她睡得很轻，面对着我侧身躺着，仿佛一夜连身也不翻一下，唯恐把床弄出声响，惊扰我这个远方游子的睡梦。夜间，我偶然醒来，常常看见母亲在睁着眼睛望着我，她可能是凝视我眼角上又加深了的鱼尾纹吧！
“妈妈，您怎么还没睡？”
“我都睡了一觉了。”她总是千篇一律地回答。
我把身子翻转过去，把脊背甩给了她。当我再次醒来，像向日葵寻找阳光那样，在月光下扭头打量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时，她还在睁着酸涩的眼睛。
“妈妈，您……”
“我刚刚睡醒。”她不承认她没有睡觉。
我心里清楚，在我背向她的时候，母亲那双枯干无神的眼睛，或许在凝视儿子黑发中间钻出来的白发，一根、两根……
我真无法计数，一个历经苦难的普通中国女性，她躯体内究竟蕴藏着多少力量。年轻时，爸爸被国民党追捕，肺病复发，在悲愤中离世，她带着年仅四岁的我，开始了女人最不幸的生活。我没有看见过她的眼泪，却听到过她在我耳畔唱的摇篮曲：
狼来了，
虎来了，
马猴背着鼓来了！
风摇晃着冀东平原上的小屋，树梢像童话中的怪老人，发出尖厉而又显得十分悠远的声响。我在这古老的童谣中闭合了眼帘，到童年的梦境中遨游：
骑竹马，
摘野花，
放鞭炮，
过家家。
……
她呢？我的妈妈！也许只有我在梦中憩息的时刻，她才守着火炭早已熄灭的冷火盆独自神伤吧？！
我不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下河洗澡，摔跤“打仗”……干的都是一件件让母亲忧心的事情。为了给“野马”拴上笼头，更为了让我上学求知，当我十几岁时，一辆马车把我送到了唐山——我平生第一次坐上了火车，从唐山来到了北平。母亲像影子一样跟随我来了。为了交付学费，她卖掉了婚嫁时的首饰，在内务部街二中斜对过的一家富户当洗衣做饭的保姆。当我穿着带有二中领章的干净制服，坐在课堂上学习的时候，同学们不知道，我的母亲此时此刻正汗流浃背地为太太小姐们洗脏衣裳呢！母亲也想不到，她靠汗水供养的儿子，并不是个好学生——他辜负了母亲的含辛茹苦，因为在代数课上常常偷看小说，考试得过“鸡蛋”。在学校布告栏上，寥寥几个因一门理科考试不及格而留级的学生中，他就是其中一个。我不是为苦命的妈妈解忧，而是增加她额头上的皱纹。
她没有为此垂泪，也没有过多地谴责我，只是感叹父亲去世太早，她把明明属于儿子的过失，又背在自己的肩上：“怨我没有文化，大字识不了几个；你爸爸当年考北洋工学院考了个第一，如果他还活在人间的话，你……”啊！妈妈，当我今天回忆起这些话时，我的眼圈立刻潮湿了——我给您苦涩的心田里，又增加了多少辛酸啊！
可是母亲一如既往，洗衣、做饭、刷碟、扫地……两只幼时就缠了足的脚，支撑着苦难的重压，在命运的羊肠小路上，默默地走着她无尽的长途。星期六的晚上，我照例离开二中宿舍，和她在一起度周末，母子俩挤在厨房间的一张小床上安息。记得那时，她从不打鼾，我还在幽暗的灯光下看小说，她就睡着了。母亲呼吸匀称，面孔恬淡安详……
北京解放那年，那家阔佬带着家眷去了台湾。母亲和我从北京来到通县（当时我叔叔在通县教书），怎奈婶婶不能容纳我母亲，在一个飘着零星小雪的冬晨，她独自返回冀东老家去了。
十六岁的我，送母亲到十字街头。在这离别的一瞬间，我第一次感到母亲的可贵，第一次意识到她的重量。我不舍地拉着她的衣袖说：
“妈妈！您……”
“甭为我担心。”她用手抚去飘落在我头上的雪花，“你要好好用功，像你爸爸那样。”
“嗯。”我垂下头来。
“快回去吧！你们该上第一堂课了！”
“不，我再送您一程！”我仰起头来。
她用手掌抹去我眼窝上的泪痕，又系上我的棉袄领扣，叮咛我说：“逢年过节，回村里去看看妈就行了。妈生平相信一句话，没有蹚不过去的河！”
我固执地要送她到公共汽车站。
她执意要我马上回到学校课堂。
我服从了。但我三步一回头，两步一张望，直到母亲的身影湮没在茫茫的雾幕之中，我才突然像失掉了什么最珍贵的东西一样，返身向公共汽车站疯了似的追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