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一默
梁漱溟被称为“最后一个大儒”，钱穆则被称为“最后的国学大师”。但是相对于前者的声誉日隆，钱穆的名字并非世人皆知，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恐怕仅停留在毛泽东对他的点名批评上。
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尚在离华返美途中，美国政府就发表了《中国问题白皮书》。作为反击，新华社连续发表了6篇评论“白皮书”的文章，除第一篇外，其余5篇都出自毛泽东之手。
在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毛泽东点名批评了胡适、傅斯年和钱穆，说他们是“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中国反动政府”控制的“极少数人”。
被点名时，钱穆正在去香港的途中。对于这次点名，他反应激烈。胡适、傅斯年和国民党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个跑到美国做寓公，一个追随国民党去了台湾。钱穆的情况与他们不同，他既没有留学背景，也没有上过大学，抗战胜利后，他的“足迹不到京（南京）、沪、平（北平）、津，不在公立学校教书”“单枪匹马，一介书生”“怎么会找到我头上”。
如果当初钱穆选择留在内地，战犯名单上就不会有他的名字，也不会被毛泽东点名批评。
1949年，解放军越过天堑长江，开始向江南挺进，知识分子面临去留的抉择。
很多人选择留下来，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家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曾提及自己不离开北平的理由：“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在《師友杂忆》中钱穆提到，当年兄长钱基博劝他留下来，他问兄长：“君治古文辞，看军队渡江的那篇布告，有无大度包容之气象？”
钱穆提到的那篇布告由毛泽东所写。毛泽东曾在湖南一师跟随袁吉六学古文辞达6年之久，其白话文也被胡适赞为第一。这篇在常人看来气势恢弘的布告，被钱穆解读出了不一样的意思，而不同的解读，也决定了各人命运的不同。
钱穆离开之前，曾到岭南大学拜访陈寅恪，邀请他到香港任教，遭到拒绝；之后他又去乡间邀请熊十力，对方也无意离开；钱穆给远在重庆的梁漱溟写信，没有得到回复；他又到中山大学见杨树达，杨也无意离开。
一生为故国招魂
鲁迅曾经这样告诫青年：多读外国书，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在鲁迅看来，线装书应该被扔进茅厕，因为儒家礼教中写满了“杀人”二字。
在人人追求“进步”的激进年代，多数人沉浸在将传统一股脑扔进“历史的垃圾桶”的豪迈中，为了更光明的明天，他们可以对昨天毫无眷恋，甚至全部抛弃。
钱穆是少数对旧世界钟情的“顽固派”，他做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截然不同的选择。
钱穆自学成才，36岁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基本上解决了学术界长期聚讼的公案”。
他在乡间当了18年小学、中学老师，然后走向大学讲台。推荐他的人是顾颉刚。
作为中国学术界鼎鼎大名的人物，顾颉刚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过他的作品后，对其史学功底大加赞赏：“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1930年，因为顾颉刚的鼎力相荐，钱穆进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他把“M”楼改为“穆楼”。之后，顾颉刚又把钱穆推荐给了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后来，钱穆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与胡适并称“北胡南钱”。
钱穆所处的年代，西学东渐，势不可挡，儒学被认为是“弱国愚民”的根源，国学渐渐失宠。中国人出现了严重的认同危机。
台湾学者胡昌智曾对这种认同危机做过形象的说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有一次欧阳锋忽然忘了自己是谁，像得了失心疯一样，把石壁上的影子当做敌人来打。
近代中国的历史文化与这段故事有相似之处，而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不是忘了自己是谁，而是想去忘掉自己是谁。
在大变局的时代中，钱穆也有过疑惑。上学时，一位体育老师得知钱穆读过《三国演义》，对他说：“这种书以后不要再读。这种书一开始就写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使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