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钟麟
施蛰存教授最初留给我的印象是风趣幽默。
与他拜识纯属偶然。1957年春，我就读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某天中午我习惯地走进了文史楼的一间大教室，却不知那天教室被用做华东地区各大院校举行学术研讨会的会场，我颇感兴趣，就留下了。那天研讨的就是钱谷融教授轰动文坛的名著《论文学是人学》。钱教授的开场白也别开生面，讲的是婚外恋情：
“有位先生原来有妻室……他在社交中认识了某位女士，一来二往，两人情投意合，真正享受到了爱的甜蜜。然而，他很苦恼，尽管他非常爱她，却不敢挽着那位女士的手臂走进社交场合……”说到此，话锋一转，“诸位，我就是那位先生，那位女士就是我的《论文学是人学》！但是今天，我终于把她带到大庭广众中来了！”
会场当即响起欢笑声。这次研讨会的主持人就是施蛰存先生。他说：“钱老师的大作很精彩，可惜我没拜读完。”我纳闷，怎么这样说？“而钱老师的开场白更精彩，讲了个三角恋爱，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拿出讨论三角恋爱的热情来研讨论文。开始吧！”这下会场像炸开了锅。
这是初识风采。当年我们的文学社经常请名作家辅导，有一次就请了施教授指导小说创作。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话就一个字：“抄。”大家傻眼了，他还引经据典：“天下文章一大抄嘛！”大家更傻了：这不是误导吗？不仅如此，他还现身说法教我们如何抄得巧妙些，不露破绽：“譬如我熟悉东欧国家文学，就头抄波兰的，手抄罗马尼亚，脚呢就抄匈牙利的，谁有本事认得出来！”说得大家如坠云里雾里，不过听来颇觉有趣。
施教授见大家目瞪口呆，话锋一转：“大家练毛笔字一定写过描红簿吧，一定要按笔顺写并且涂满框框，这就是我说的‘抄，也就是先要模仿，等摸到规律就可以创造了。我说的匈牙利什么的，意思是阅读面要广，见多才识广，基础大金字塔才高。”
原来如此。让人顿觉施教授博学多才，慈祥可爱。
后来施教授执教我们明清文学课，可是他第一堂课的自我介绍让我纳闷不解。他是这样自报家门的：
“我叫施蛰存，就是被鲁迅鲁老夫子所骂的‘洋场恶少是也……听我的课要用批判的眼光，小心中毒。”
这难道也是幽默？好像是，又不全是。虽然开学典礼上校党委书记是说过，教你们的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学问是有点，但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你们是党培养的新型知识分子，所以要批判地吸取，但施教授何以要自损形象呢？
讲授《西游记》的猪八戒形象，施教授语出惊人地评议说此为农民典型，教室里一下子沉寂下来。那时高喊的是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农民为同盟军，二把手呢，猪八戒的形象却不怎么高雅，这岂不是丑化农民吗？施教授不为所动，严谨地摆出根据：猪八戒的武器钉耙不就是农民用来翻地的铁搭吗？猪八戒饭量大，农民劳动强度大饭量也大；猪八戒比较笨，农民的脑筋转得不是没城里人快吗？说到此，身边不少人开始有些躁动——那时有不少工农子弟。施教授提高声调说：“但是猪八戒最可贵可爱的是他的诚朴忠厚，这也是农民兄弟的特色，农民最朴实厚道。”这下教室里的气氛轻松了。但施教授还是补了一句：“这是我个人的意见，绝无鄙视农民兄弟的意见。”态度十分低调。
不久风云突变，中国大地上那场政治运动，让教授们渐次落马，我不由得担心起施教授能否继续教我们。谢天谢地，开学了，他依然踏上讲台，却又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主动向校党委认错的，因为态度好，所以被允许继续讲课。”
在有关会议上，施教授似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过激言论，只是在高年级同学一再的恳请下，才为《文汇报》写了两篇短文，其中一篇为《才与德》。施教授介绍说，之所以写，是因为看到中文系党总支书记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却要当教授扎堆的华东师大两大系之一的中文系的领导，实在勉为其难，于是他只能经常带着外孙女在走廊里晒太阳。施教授认为，老同志对革命有功，应该报恩感谢，但不妨授以禄，不一定授以位，否则既误事也难受。心情是真诚的，然而他又自责：“虽然我是出于好心，但思想方法有问题，有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嫌。”
施教授所说的我们曾亲眼目睹，也有同感，感觉不到错在哪儿，干吗要检讨呢？但有一点是我们庆幸的，正是这一检讨才让我们继续聆听到幽默风趣又见解独到的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