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说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做好事是一件颇为纠结的事情。做了好事而不留名，自然是美德；做了好事而留名，大抵就可疑。这其实是一贯的传统文化心理。从古至今，在教人立身处世的“家训”之类的书籍里，往往可以看到“存为善之心，不必邀为善之名”“善欲人见，不是真善”之类的警句和格言。这种对动机的质问和追求，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固然使得一些假借做好事而沽名钓誉之徒为之踌躇，但另一面也让一些真心想做好事的人为之却步。
如是之社会心理下，陈光标的出现，可算是一个异数。陈光标者，江苏泗洪人也，幼贫，后白手起家而至巨富，为人乐善好施，有“中国首善”之誉。与一般富豪讲究韬光养晦不同，陈光标做起事情来大张旗鼓，在做善事方面尤为高调和张扬。“5·12”汶川地震，他亲自率领由60辆挖掘机、吊车等大型工程机械组成的救灾队伍，浩浩荡荡开往四川抗震救灾；2010年春节前夕，陈光标募集了4000多万元善款装入近10万个红包，和众多企业家一起将这些钱带到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和四川，和那里的贫困家庭一起过年。惊动社会的是，在装入红包之前，他将这4000多万元人民币以10万元为一捆堆成一面墙。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他在多家网站公布其2010年上半年总额近1.5亿元的捐赠清单，并向全国企业家发出回报人民的倡议。他公开宣称：“做善事就是该宣扬，宣扬自己做的善事，不管是被理解、效仿还是受到非议，我都是在传播慈善理念，等于又做了一件善事。”
我从心底里钦佩陈光标的慷慨。扪心自问，倘若有陈光标这样的财富，自己能否如是慷慨？答案是做不到。即使能做得到如此慷慨，是否做起来能如此充满激情？答案依然是做不到。毫无疑问，如此高调的行为，显然与传统的文化心理相悖，引发争议自在情理之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那么，经济学如何看陈光标的这种行为呢？以我之见，从经济学的角度观察，一个最合理的解释是，对陈光标而言，做善事是一种消费。
学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经济学有一个基础性的假设，即每个人都是一个经济人，这是说每一个人都自私自利，没有例外。这个对自私的假设，经济学表述为“在局限下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利益的极大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做善事這个行为，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个假设。自然，从日常生活经验的层面来看，一面说一个人慷慨地捐钱帮助他人，一面又说这个人自私，显然自相矛盾、于理不通。不过在经济学的视野下，没有好人坏人，只有经济人，这是科学的逻辑使然。更何况，“在局限下每个人都要争取自己利益的极大化”中所指的利益，不仅包括金钱和物品，也包括名誉、愉悦、友谊、爱情、自由等非金钱和物品。这样看，捐钱或赈济这样的善行与自私并不矛盾。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一个人做善事寻求的“自身利益最大化”，粗略而言，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谋求金钱的回报。譬如说在许多国家，捐助行为可以减税；又譬如说为了在当地投资获得更大利益，捐助行为有助于协调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关系。诸如此类的动机，是许多善行的出发点。第二类是为了获得名誉。很多捐助者喜欢将名字挂在捐赠物上，譬如说，国内的一些大学里，有“逸夫楼”这样的建筑，是以捐助者的名字命名的，这即属此类。第三类是为了一种消费的享受。像影迷看电影、球迷看球赛一样，捐钱给需要帮助的人，捐助者感觉快乐，能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
那么，陈光标的行为该属何类？为利乎？为名乎？为享受乎？很明显，为利的可能性很小，从其言行可以看出其“志不在此”。言者，“捐助也不能带有任何目的，有目的的捐助不是善举，而是生意”。行动呢，据新华社的报道说，截至目前，陈光标累计捐款超过12亿元，而且在捐助地区甚少投资，显然他并不为金钱利益而行善。
为名乎？这是当然的。众多关于陈光标的报道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件往事。小学四年级时，陈光标利用暑假挑井水到镇上去卖，一个假期赚到了4元多钱，不仅交上了自己1.8元的学费，还帮助一个小伙伴交了学费，老师因此奖励了他一颗小红星。“这让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做好事的快乐。我将小红星贴在脸上，满学校跑、满村跑，告诉别人自己做好事了。”陈光标说，“做好事就是要到处宣扬，做了好事不让我宣扬，我心里憋得难受。我做了好事，就是应该得到掌声。”而在最新的捐赠清单上，陈光标也一一罗列了所获得的各种荣誉。个人之见，名誉是陈光标行善之举的最初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