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昂
“村长在哪里？”1946年，在位于延安不远处的一个山村里，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问道。
村民们指向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他正坐在土堆上，在暖和的阳光下纺毛线。
“他是怎样当选为村长的？”
“我们是去年选他的。”几个人回答。接着，一个村民以明显带着骄傲的语气说：“我们随时可以罢免他，现在我们有了民主的政府。”
斯特朗对眼前的一切感到不可思议。她后来写道：“这群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的人，夸耀起自己的权利，却和美国人炫耀他们最富有的民主生活一樣。”
“我们需要这种自由”
杨步浩已经是选举老手了。当斯特朗1946年见到他时，他已经选了三次村长，还选过县人民代表和边区人民代表。
令斯特朗感到惊奇的是，这个在边区闻名遐迩的劳动英雄并不识字。
“你怎么投票？”斯特朗满腹狐疑。按照美国或者欧洲的制度，这些人是根本不可能去投票的，他们必须先经过识字测验。
杨步浩告诉她，每当投票时，就会有人在窑洞外发给他豆子，然后他走进窑洞，那里有几只碗，每只碗代表一个候选人，将豆子投下即可。统计豆子时，所有人都一起看着。他对这种投票方式很满意。
“投豆入碗”的办法，后来从延安推广到各个由中共控制的区域，它保证了每个人都有选举权。
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正式成立，它是边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在这里，代表各阶层的男女参议员都是由边区全体居民投票选出的。
1941年，所有共产党人都接到总部一个更加严格的命令——任何城镇或区域的参议会当选代表，不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这个制度被称为“三三制”。
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对斯特朗解释道，“三三制”的主要目的，是打破国民党所搞的一党专政制度，防止共产党员“不恰当地支配政治上不太开展的人”。
李鼎铭是“三三制”政府中最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之一，这位开明士绅于1941年就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
“作为一个党外人士和地主，你觉得你对政府有什么真正的影响吗？”《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冈瑟·斯坦因问道。
李鼎铭“像羊皮纸一般褶皱衰老”的脸上，顿时充满了微笑，看上去还有些自豪。他告诉斯坦因，自己在当选之后，第一次去窑洞见毛泽东，便提出边区必须实行精兵简政主义。这个建议显然很大胆，但毛泽东同意了。于是，李鼎铭在参议会上将议案提了出来，并获得通过。
共产党员们很快开始热烈地响应和执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尽管它出自一个非共产党员身份的地主之口。
“我毕生都在避开政治。”李鼎铭说，“但现在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这样快乐过。”
斯坦因又对常住延安的英国人林迈可提了一个问题：“假如有人在会议上公开说国民党政权比共产党好，那怎么办呢，会被捕吗？”
“当然不会，”林迈可说，“其他一些人会把他的话当做一个实际问题，来同他详细地进行讨论。”
这种事情确实发生过。据延安大学校长吴玉章介绍，他们的一些学生曾发表意见，认为蒋介石在他的《中国之命运》这本书里所提倡的法西斯主义，对于中国有利，因为中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太低，又不了解民主政治。
有趣的是，蒋介石的这本书，不仅在延安全文再版，印数还很大，在延安大学的图书馆里也能找得到。而且，学生和老师还在课堂上进行长时间的讨论，直到这些学生被说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我们并不害怕政治问题上的言论自由，相反，我们需要这种自由，因为它可以帮助阐明和普及我们的政策。”吴玉章对斯坦因说。
自给自足
1944年10月，《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造访延安。他注意到，中共的最高领袖毛泽东亲自管理了一块烟田，他辛勤地耕耘着，所生产的烟叶足够党部所有人消耗。而军队的总司令朱德种了一片白菜地。
“党和党的工作人员赖以为生的不是税收，而是他们自己额头上的汗水。”这让白修德惊奇万分。
在此前数年，共产党人一度被吃饭问题弄得有些狼狈。从1939年起，边区开始被国民党军队封锁，1940年后，国民政府的经费支持更是完全断掉了。这也就意味着边区150万居民，要养活近10万名中共干部与士兵。延安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
老百姓缴纳的公粮负担过重，怨言四起。毛泽东甚至为此挨了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