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伟民
这是一位将要被清退的西部代课教师，他在贫困的山村任教22年，教出了30名大学生。他已贫病交加，但他把自己比喻为山梁上的树，时日越久，根扎得越深。然而，清退意味着他将要被“连根拔起”，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
大雪封山后，至今仍拿着200元月薪的代课教师王建林习惯在结满冰凌的窗前回首往昔。他的视线因眼疾而模糊，如同那摇曳不定的未来——今年，这名甘肃会宁县的代课教师将和中国仅余的31万名代课教师一起，被最后清退出历史舞台。
对这个庞大而沉默的群体来说，这是继4年前教育部发布“清退令”后的又一个艰难时刻，他们部分已拿着数百元不等的补偿金落寞转身，剩下的则继续等待命运的裁决。
消息激起公众的关注，人们通过QQ群等网络组织形式，呼唤社会公正对待代课教师清退问题，各种以寻找和资助代课教师为主题的公益活动也相继发起。
虽然教育部随后澄清“未明确清退时间表”，但1月22日该部门宣布严禁聘用新的代课人员，多个省市相继出台清退计划，预示着清退将进入最后的倒计时。
他和青春：理想，
嘱托，扎根
寒假中的甘肃会宁县汉家岔乡常山小学空空荡荡。孩子们刚走几天，失去教职的恐惧就困扰住了代课教师王建林。“我看新闻了，说要清退。”1月15日下午，坐在贴着汉语拼音识字卡的教室里，47岁的王建林摊着双手说，“我不喜欢‘清退这个词，像赶一群叫花子似的。”现在，他所在的甘肃——中国代课教师拥有量最多的省份之一，将清退剩余的2.1万名代课教师，他们绝大部分在偏僻的农村。
如果不是两年前搬到这个新校舍，常山小学还只是两间泥房加一个木制厕所的简陋教学点，一根跳绳和一个皮球是全部的家当，下雨的时候泥浆水没过脚踝。
王建林在这里当了22年代课教师，村里两代人都是他的学生。“最好的年华都耗在这里了。”村中的同龄人说。
王老师皮肤有点黑，面庞清瘦，严重的眼疾让他甚至无法看清教案。“我是用心来教书的。”他说，“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就是一直站在讲台上。”1980年，王建林高考落榜，他响应号召赴大型国企兰州石化当了一名搬运工。“我最想做的还是老师，只有崇高而全面的人才配走上讲台，才配为人师表。”他一直这样认为。
1987年冬天，由于长期的贫困、缺乏营养和腿疾，在农村老家当代课教师的大哥突发急病。王建林从兰州赶回时，已无法站立的大哥嘱托他给30多个孩子代课。
仅仅十多天后，大哥病情恶化，弥留之际他再次强调了遗言：“帮村里教好这些孩子。”事实上，王建林若选择从城市返回农村做代课教师，不仅意味着每月的工资要从90元变成40元，而且还可能遭遇与大哥同样的命运。所以，当时他犹豫了。
后来乡干部上门游说，父亲也说不能耽误了孩子。思考了一个春节，王建林决定留下来：“我想父亲是对的，这些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将影响他们一生。”他穿上那套整洁的便装登上用泥巴堆砌的讲台，登记册上至今仍写着哥哥的名字。“我不是没有机会回到城市，”22年后，王建林时常端着一杯罐罐茶陷入沉思，“但人有时候就像那山梁上的树，一旦扎下根来，只会越扎越深。”
他和孩子：每个孩子都是我的太阳
王建林开始任职的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代课教师群体增长最迅猛的时期。义务教育法的颁布让适龄受教育者的数量激增，从而凸显出师资力量的短缺，代课教师成为基层教育的救命稻草。他们大多原先是农民，后来被称做“民办教师”，又改为“代课教师”，最高峰时有58万之众。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王建林都无法适应这种命运的吊诡——实现梦想，却失去哥哥。幸而孩子们为他驱散愁云。22年间，他一共教出400多名学生，其中30名成了大学生。王建林说：“我希望他们都能做个好人。”常山小学最初的校舍位于村子中央的低洼处，那里也是雨水肆虐之地。昏暗的教室让王建林几乎脸贴在黑板上写板书。下雨天则最让人头疼，他需要不断变换桌椅的排列组合，以免孩子们坐在漏水的屋顶下。
一位学生这样回忆王老师：他时常挑着担子，冒着大雪运回一些煤，教室暖和起来了，他却又忙着给淘气的男孩抹鼻涕。
每年600元的教学经费除了用来买煤取暖，已难添一笔一纸，于是，王建林用废木头做了三角尺和计数器，又找了一个废旧喇叭，在孩子们自由活动时放些儿歌、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