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岭
一
先讲个笑话。一人号啕大哭，问其究竟，答：把钱借给一个朋友，谁知他拿去整容了。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被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過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是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这样的心急，这样的驰往，我深有体会。现代拆迁的效率太可怕了，一夜之间即灰飞烟灭。
大地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将生活连根拔起，摧毁视觉记忆的全部基础。2006年，在做唐山大地震三十年纪念节目时，我们竟连一幅展现旧城容颜的图片都难觅。几年前，一位美国摄影家把1972年偶经此地时拍摄的照片送来展出，全唐山沸腾了。回顾往昔，许多老人泣不成声。
比地震更可怕的，是一场叫“现代化改造”的人工手术。有建设部官员愤愤地说：“中国，正在变成由一千个雷同城市组成的国家。”
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只能指认和珍藏一个故乡，且故乡的信息又是各自独立、不可混淆的，那么，面对千篇一律、形同神似的城市，我们还有使用“故乡”一词的勇气和依据吗？我们还有抒情的心灵基础吗？
二
故乡，不仅仅是个地址和空间，它是有容颜和记忆能量、有年轮和光阴故事的，它需要视觉凭证，需要岁月依据，需要细节支撑，哪怕蛛丝马迹，哪怕一井、一石、一树……否则，一个游子何以与眼前的景象相认？何以肯定此即魂牵梦萦、藏有童年的地方？如果眼前的事物与记忆完全不符，往事的青苔被涂抹干净，没有一样东西提醒你自己曾经与之耳鬓厮磨……它还能让你激动吗？还有人生地点的意义吗？那不过是个供地图使用、供言语消费的地址而已。
地址或许和地点重合，比如“前门大街”，但它本身不等同于地点，只象征方位、坐标和地理路线。而地点是个生活空间，是个有根、有物象、有丰富内涵的信息体，它繁殖记忆与情感，承载着人生活动和岁月的内容。比如你说什刹海、南锣鼓巷、鲁迅故居，即活生生的地点，去了便会收获你想要的。再比如传说中的香格里拉，是个被精神命名的地点，而非地址——即使你永远无法抵达，只能“精神消费”，也不影响其诗意地存在和成立。
地址是死的，地点是活的；地址仅仅被用以指示，地点则用来生活。
其实，故乡的全部含义，都将落实在地点和它养育的内容上。简言之，故乡的文化任务，即演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之逻辑，即探究一个人的身世和成长，即追溯他那些重要的生命特征和精神基因之来源。若抛开此任务，故乡将虚脱成一个空词、一记口水。
当一位长辈说自己是北京人时，脑海中浮现的一定是由老胡同、四合院、五月槐花、前门吆喝、六必居酱菜、小肠陈卤煮、王致和臭豆腐……组合成的整套记忆，或者说，是京城喂养出的那套热气腾腾的生活体系和价值观。而今天，当一个青年自称北京人时，他指的多半是户籍，联想的也不外乎房屋、产权、住址等信息。
三
空间的本能是变幻和扩张，它有喜新厌旧的倾向；地点的秉性是沉静和忠诚，无形中它支持保守与稳定。二者的遭遇折射在城市的变迁中，即城区以大为能、建筑以新为尚。而熟悉的地点和传统街区，正承受着垃圾一般的命运。其实，任何更新太快和丧失边界的事物，都是可怕的，都有失去本位的危险，都是对地点的伤害。像今天的北京、上海、广州，一个人再把它唤做故乡，恐怕已有启齿之羞——
一方面，大城市的欲望无边无际，使得任何人都只能消费其极小的一部分，没人再能从整体上把握和参与它，没人再能如数家珍地描述和盘点它，没人再能成为其名副其实的“老人”和“地主”。
另一方面，由于它极不稳定，容颜时时被更新，结构任意被涂改，无相对牢固和永久的元素供人体味，一切皆是暂时、偶然的，沉淀不下故事——于是你记不住它，产生不了依赖和深厚的情怀。总之，它不再承载光阴的纪念性，不再对你的成长记忆负责，不再有记录你身世的功能。
吹灯拔蜡式的扫荡、删除，无边无际的大城宏图，千篇一律的整容模板……
无数地点在失守，被改弦更张。
无数故乡在沦陷，被连根拔起。
不只是城市，中国的乡村也在沦陷，且以更惊人的速度，因为它更弱，更没有重心和屏障，更缺乏自持力和防护力。我甚至怀疑：中国还有真正的乡村和乡村精神吗？央视“魅力小镇”的评选，不过是一台走秀，是在给“遗墟”颁奖。那些古村名镇只是没来得及脱下旗袍、马褂，里头早已是现代内衣或空空荡荡。在它们身上，我似乎没觉出小镇该有的灵魂、脚步和炊烟——那种与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活美学和心灵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