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庚子
编者按：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博士，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校董，曾办过学校。教育领域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多都是明摆着的，但由于一些人为维护既得利益，不肯直说。作者敢于说破，阿并提出了很有见地的建议，供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他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读者参考。
一、高考招生不应急于扩大多样化
我认为，对已实行的高校招生的多样化不应急于再扩大、推进，而应总结、规范、改正、加强监督。
已实行的这些高校招生的改革尝试，虽是针对应试教育的弊病，也有一定成效（有些是校际竞争推动产生的新办法），但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要做到公正、少出问题，怕是不可能的。在追求更好时首先要想到防止更坏。
据了解，由于中学生在竞赛中达到某种成绩可直接保送上大学，或可在总成绩中加分，一些中学便在有关的竞赛中用各种办法帮自己的学生作弊，特别是在化学实验等环节及科技发明竞赛上。
社会上对省级“三好”生、班干部加分意见最大，因为这最容易使有权势的家长和学校合伙作弊（假“三好”、假华侨、假少数民族等等防不胜防）。既然是“三好”，考就是了，还加什么分！
高考这根神经太敏感。它是没有底线的社会中体现公正、道德的最后一道防线，应慎之又慎！
二、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
导致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普通高校的爆炸性扩招。因此，普通高校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规模应逐步减下来，特别是“三本”的招生人数。
此外，中国的教育结构非常不合理。普通中学、普通高校招生过多了，而中等、高等职业教育及成人再培训发展不够。
本科生、研究生就业难表明了公共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资源的浪费。既给学生家庭造成了很重的经济负担，又使一些年轻人学不到真本领，成了一些干不了力气活、没有一技之长的无用之人。
三、适度帮助大学贫困生
大学贫困生问题，每年都会被拿来拨动全社会的同情心。这涉及教育产业化、市场化问题，也涉及对教育公平的理解。
上大学，从不收费到高收费，如同中国城市居民住房的变化——方向是对的，但走向了极端。上大学原先不收费，还有助学金，特别是师范生。现在高收费，政府和高校首先确实应做好学费的减免、奖学金和助学贷款的发放、勤工助学岗位的设置等工作。这件事社会反响也很大。现在教育产业化、市场化已被公认为是错误，人们总对高校收费心怀怨气。
教育不可能完全平等，但对于低收入家庭的学生，问题特别突出。确有天赋的，现在通过校际生源竞争应该基本可以解决——通过减免学费、发放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设置勤工助学岗位等；对成绩等各方面情况一般的贫困生，若个人意愿一定要上普通高校，则学校没有义务一定要给他很多帮助，只能酌情处理。
现在的舆论导向是，只要上大学就是好事，就应支持、赞助。其实不同的人情况不同，社会舆论不应一味地鼓励赞助贫困家庭的孩子上普通高校，特别是“三本”（个人、公司等特别原因针对某个人资助另论）。
人到18岁，就有责任在经济上帮助家庭。如果一个学生认为上大学比在经济上帮助特别贫困的家庭更重要，那么对他在做人上的教育就是失败的。应该鼓励贫困家庭的孩子不要依赖他人、社会，而应该自立自强——学技术，上职校，早就业，早帮助家庭，这样的孩子才能成器。
李嘉诚没上大学，盖茨退了学，华罗庚自学，陈寅恪游学，里根上业余大学……许多发明家、有独门技术的能人都没上过大学。
大学不应再是年轻人唯一的梦想，更不应是神话。上大学不应再是年轻人发展的唯一途径。
四、扩大学校自主自治权
应通过行政条例，在学校设立校务委员会、教学委员会等，使之有权力，也要有个决策程序，而不能只是“一把手”说了算。高校自治权力大，才能形成自己的传统、风格、特色，也才能产生大大小小的真正的教育家，而不是靠财力（行政拨款）和生源搞重点。
五、教授治校与董事会治校
“教授治校”这个提法其实有问题。教学和研究方面的事，学校的教授机构如教授委员会可以有决策权，教授还可以通过职代会参与决策学校的其他事项。但是整个学校的管理、经营、发展决策则应由学校董事会决定。
董事会的组成，根据当前的体制环境，应有学校行政主要领导、教授、行政主管部门及拨款部门的负责人和已退居“二线”的原负责人，特别是应有一定数量的热心于教育、懂教育、赞助教育的社会人士为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