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勇
明朝一共277年，入过内阁、掌过相权的人，没上百也有八十。
可这277年里，取了英文名、信了天主教、写了一部《农政全书》的科学家，只此一位，别无他人。随便拿本数学书来，点、线、面、直角、四边形……这些名词，统统都是徐光启翻译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徐光启影响了历史400年，注定还要影响一代代更多的中国人。
传教士的好朋友
要是赶上大明朝查户口，徐光启的资料可就好看了。徐光启，男，1562年出生，籍贯松江府（今上海），曾用名子先、玄扈，英文名Paul，宗教信仰天主教。
疑问来了——
论环境，明代松江府是个小地方，和几百年后的国际大都市可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论出身，徐光启家境并不好，父母是耕田的农民，就指望着他读书中举光耀门楣。这样的背景，徐光启哪来的机会去认识最摩登的传教士阶层，去接触最新锐的中西思想碰撞的火花？
答案是：一次应聘。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已经31岁并且有了12年教龄的徐光启，受聘到广东韶州（今广东韶关）教书。家乡连年遭遇自然灾害，科考又屡试不中，徐光启把心一横，出远门谋生。这次南下，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明代的广东，是沿海通商之地，不乏国际友人的身影，韶州教书先生徐光启便在此认识了他平生第一个传教士朋友——意大利传教士郭居静。
这两人的相识，对于中国科学史的意义是难以估量的。徐光启从郭居静那里知道了天主教的教义和西方科学知识。这是一次多么富有启蒙意义的冲击！可以想象，我们的徐老师面对着天文、数学、测量、武器制造等，在一阵阵眼花缭乱过后，发出了由衷的感叹：上帝啊，外面的世界真精彩，我岂能活得太无奈！
于是，徐光启当机立断，邀请郭居静到自己的家乡传教，西方传教士正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来而不往非礼也，天主教也向好学又好客的徐老师打开了大门，就在徐光启38岁那年，他在赴京参加考试途中，终于和著名的耶稣会士利玛窦会面了。
三年后，已过不惑之年的徐光启，不仅在科举考试的阶梯上渐行渐高，而且在宗教信仰上也找到了坚定的方向——南京城内，葡萄牙传教士罗如坚庄重而立，在他面前，徐光启虔诚地接受洗礼，并获教名Paul（保罗）。他的好朋友李之藻、杨廷筠，也在等待着上帝的接纳。
这三人皈依天主教的消息，立即轰动朝野，被称为明朝天主教的“三立柱”。
徐光启对西学的钟情，毫无疑问是受益于朋友。比起两个世纪之后，西方传教士在殖民地不甚光彩的形象来说，徐光启所认识的传教士朋友，是如此富有人格魅力。那是一群圣贤之徒，以悲悯而智慧的目光凝视着世人，宣扬忠孝慈爱、改过自新，这和中国的先儒何等相似。与其说徐光启膜拜了上帝，不如说他膜拜了朋友——传教士有他的国度，但真理没有国度，大可拿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更重要的是，“八股”仕途没有磨灭徐光启敏锐的触觉。他已经看到，这群朋友身上有中国先儒所没有的特点：学有专长，技术兴国。当时的晚明，海外贸易快速发展，社会思想多元化，但政治日趋衰败，女真族的军队在步步紧逼，农民起义的烽火在点点燃烧。徐光启深深地感到，只有关注农兵、崇尚实践，才能延长明朝微弱的呼吸。
《崇祯历书》是最大成就
徐光启的户口本，如果只有英文名和信仰这两条，也不会叫人那么咋舌，关键还有——学历：进士；职务：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在不设宰相的明朝，俗称“阁老”的内阁大学士，实际上手握相权。
名称换来换去，不打紧，宰相的权力，那是换汤不换药的。
松江小地方的一个寒门子弟徐光启，坐到这个位子上，的确不容易。
第一步，19岁的徐光启考中秀才，于是摆脱了务农的命运，可以在私塾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16年，直到碰到了赏识他的恩师、历史学家焦竑，他才时来运转，中了会元，迈出了第二步。等到他考上万历皇帝的进士时，已经42岁了。呜呼，入仕的三部曲总算大功告成。
徐光启到北京后，先在翰林院打了个前哨，接着就到礼部上任了。从万历、泰昌、天启到崇祯，皇帝不停地换，他的官做得也不大顺，三起三落，可是信仰上帝的技术型官员徐光启，只要在任上，就没那么多酸文假醋，他卷起袖子埋头实干。他的宗旨就一条：关心国计民生。办法呢？农业和防务，两手抓。他一边读兵书练武艺，引进和仿制红夷大炮，训练火器营，加强京师的戒备和操练；一边忙着兴修水利和技术发明，在天津开辟水田，改革军屯，推广高产作物。这些技术上的事情，一点也难不倒他，水文、地理、测绘、武器制造等旁门左道的西洋技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虽说这些对奄奄一息的明朝不可能妙手回春，但至少对百姓的生活、军队的防务，还是颇有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