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卿 方可成 苏岭
博士毕业前夕，叶明突然接到主管教务的老师打来的电话：“有一门必修课程还没修，需要补齐此学分才能申请学位。”他觉得既吃惊又滑稽，他缺的这门课叫做“科研训练”。顾名思义，这门课应是博士生的入门训练，却被所有人遗忘了。这像是对叶明整个博士生涯的讽刺。
叶明是一所名牌大学的理科博士生，导师是一位长江学者。几年前，他因仰慕教授盛名而投其门下，但很快便后悔了，“基本得不到学术指导，只能靠自己摸黑折腾”。
据中国博士质量分析课题组北京大学课题组负责人陈洪捷教授提供的数据：1999年以来，中国博士生规模迅速膨胀了3倍，仅2008年一年就颁发了43759个博士学位。数量与美国相当，而博士生质量却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诟病。
2010年8月底，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授周光礼推出《中国博士质量调查》，样本为1392名博士、博导和相关人士。报告公布了一系列令公众愕然的数字：有的博导竟同时指导47名学生，有3%的博士生从未与导师交流过……
2010年9月初，华中科技大学校方宣布：拟清退307名超出学习年限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对4年仍未毕业的硕士生和8年仍未毕业的博士生做退学处理。
此举被报道后，有媒体评论说：在国内诸多大学对硕士生、博士生基本“零淘汰”的情况下，清退研究生是在“打破固有的教育机制积弊”，是“对社会和其他大学的生动示范”。
然而，接受了6年多博士教育的叶明说，单纯将博士生的质量问题归结为淘汰机制的缺位无意义，“忽视被淘汰者的命运，忽视导师应尽的职责，忽视体制应承担的责任，对个人、对社会都不公平”。
“提高博士质量，不仅要淘汰不合格的学生，还应淘汰不合格、不负责的导师。”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说。
在欠完备的制度下，读博成了一场“赌博”。
一个导师招了50个博士
叶明在入学“第一赌”——选择导师上就遭遇惨败。
他将自己的失败归因于“信息不对称”：谁会想到一位荣誉等身的长江学者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放羊人”？
导师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只是传说。尽管名师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隔壁，但他通常四五个月都见不到导师一面。导师几乎没与他讨论过学术问题，他带领的研究小组在几年间也基本没开过研讨会，没任何“传帮带”机制。
“从我的遭遇来看，学校对博士生的培养基本没任何管控，导师的权力极大，又缺少监督和管理。”叶明说，尽管学校在发给学生的培养表里注明了有一个由4至5人组成的培养小组，但流于形式。
纵使深感“冤屈”，叶明也没途径可申诉，如果一定要找院校领导反映，他能预见的结果是：更换导师或退学，转成硕士滚蛋——而这些都换不回他已付出的青春。
不过，叶明还不算运气最差的。当他读到第六年时，终于“混到了毕业”，拿着学位证书“如丧家犬般仓皇”地离开了校园。他有一个运气更差的同学，熬到第八个年头，学校停发了补助，导师不指导，又没资源支持，尝试跟导师沟通，导师说：“你要让我看到希望。”
对本土博士的含金量，1982年毕业的新中国首位博士生马中骐教授也不乐观。
毕业近30年后，马中骐依然记得自己读博士时的宽松氛围和活跃气氛。
“胡宁先生最喜欢讨论，每周起码两次，由学生来作报告，一次一上午。他讲，我们也讲。我们可以错，他也可以错。他非常民主。”马中骐说，“现在，中国学生在不停地念书，国外学生一天到晚在聊天，但他们会思考，差距很大。”
一位博导辅导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马中骐认识的一位博导，招了足足50个学生。“院士的学生为什么也抄袭？50个学生，认都认不过来，毕不了业怎么办？那就只有抄了……学生的题目你都不懂，你教他做的还是他抄的都分不出来，根本不是管教不严，而是导师不够资格。”马中骐说。
老板与“包身工”
与叶明一样，另一所名牌大学的工科博士生吴安平“赌”导师的运气也不太好。不过，吴安平的导师不是对学生过问太少，而是干预太多。“我80%的时间都在给导师做项目。”吴安平说。这些项目的学术水平并不高，花大把时间只是为了帮导师争取经费。
在许多学校，尤其是工科院系，一些在学术上不负责任的导师变身“老板”，就像开了家小公司，每年雇用一批博士生，给学生补助就像发工资。“学生可能只是导师的棋子，每年给很少的钱，把文凭卖给你，而你得付出自己的青春。”吴安平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