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龙
潘恩出生于美洲独立革命与大陆革命之际，可谓正得其时。这个英国的激进分子，法国的革命战友，美国革命的指路人，纵横于三个国家，用自己的笔鼓吹革命、宣传革命、捍卫革命，成为各国革命领袖的挚友，为推进革命进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正是潘恩被罗伯斯比尔抓捕，被华盛顿出卖，被英国人唾弃，受尽了革命的愚弄。
1776年1月，美国独立战争已经打响9个月，但是人们的思想意识还是一片混乱。华盛顿每天带领大陆军紧张战斗，但他们只反对议会而不反对英王（有点类似梁山好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对革命前途一片懵懂茫然，以至于出现了这样可笑的局面：当英王四处调兵遣将围剿大陆军时，华盛顿和他周围的军官们却在前线的晚餐中“为英王的健康干杯”。这种蒙昧怯懦的不智之举，直到1776年1月10日潘恩写出《常识》才结束。潘恩明确指出，英王是北美万恶之源，要为英国在北美的行为负最主要责任。他大声疾呼道：“让我们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他不仅为战争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战后的共和之路指明了方向，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现代美国的思想之父。华盛顿也承认《常识》“在很多人心里，包括我自己在内，引起了一种巨大的变化”。至少从《常识》发表之后，华盛顿及其战友再没有为英王的健康干过杯。
然而，潘恩太纯粹了。就像秦惠文王抛弃商鞅一样，美国人抛弃了潘恩。潘恩清醒地看到了革命的前景，却没能清醒地看到自己的前途。他一路仰望天上的星星，却一不防备跌进路边的深井里。
潘恩更适合做一个信仰坚定的战士，而不是一个圆滑老练的官吏。他的纯洁信仰与献身精神，容不得半点儿蝇营狗苟。1777年，潘恩被任命为大陆会议外交事务委员会秘书。在那里，他与美国驻法商务代表塞拉斯·迪安等人发生冲突。他不能容忍那些人利用法国援助假公济私的行径。1778年12月4日，潘恩在报纸上揭露迪安渎职谋私的丑闻，引起轩然大波。但是潘恩太天真了，他的远见卓识可以洞见革命形势的走向，却不能让他规避政客的机心。他根本不是迪安等人的对手，遭到一番羞辱之后，他只能被迫辞职。不仅如此，他还因此深陷谣言的包围之中。次年2月，法国驻北美使节向大陆会议递交抗议书，抗议潘恩暴露了法国军援的秘密，要求大陆会议“对目前的状况采取合适的措施”。国会为此辩论不息。1779年2月9日，潘恩被迫提交辞呈。在辞呈中，他悲愤地说：“我并未辜负信任，因为我所从事的一切都是忠诚于公众利益的。我并未泄密，因为我并未说出什么我认为称得上是秘密的东西。我确信迪安犯有罪恶，我唯愿自己已恪尽职守。”
“迪安事件”是潘恩在美国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的信誉遭到极大打击，总是处在谣言包围之中，再也难以恢复《常识》出版时所获得的崇高地位。美国上层社会讥笑说：“他升起像一支火箭，坠落如一根拐杖。”
潘恩被美洲大陆会议排挤出来之后，生活陷入困窘，美国革命的胜利丝毫没能改变他的境遇。后来他给议会写信陈述情况，议会才在反复辩论后给了他3000美元的补助，使他得以勉强维持生计。
不久，法国爆发了革命。法国革命者也像1776年初的北美革命者一样，不知道将要走向哪里，一度陷入迷茫之中。潘恩再次大显身手，及时写出了重要著作《人权论》，站在比任何同时代人都高的制高点上，扫除了法国革命同志的疑虑，使法国革命走上了坚定的共和道路。《人权论》一如当年的《常识》，一经出版便风靡天下。在法国，它成了革命的号角。罗伯斯比尔在自己的刊物上全文转载《人权论》，并盛赞潘恩是“人类权利最雄辩的辩护者”。紧接着，法国议会授予潘恩荣誉国籍，法国四个郡相继推举潘恩为国民代表。在法国，潘恩被认为是“人民之友”。拿破仑盛赞他为“一把共和国的火炬，一切传奇中最伟大的人物”。1797年秋天，潘恩出狱后，拿破仑专程来访并告诉潘恩：在他的枕下总有一本《人权论》，每晚睡前必读。拿破仑宴请过潘恩，席间他说：“世界上每一座城市都应为潘恩树立起一座金质雕像。”
但在潘恩的祖国英国，却完全是另一派景象。1792年6月8日，英国政府指控潘恩犯有煽动叛乱罪，继而各处出现官方煽动的反潘恩浪潮，潘恩又一次被民主政治的谣言击倒。9月13日，潘恩在友人的劝说和帮助下，连夜流亡法国。当时的形势十分危急，如果潘恩晚20分钟通过海关，就可能被警方抓捕，最终落得托马斯·莫尔（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的作者，因反对英王亨利八世而被处死）的下场，死在伦敦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