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
50年后，针对“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1949年为何没有离开”的问题，杨绛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爱我们的祖国。”
有时候，活着本身，就是一场艰难且漫长的竞赛。
尚是杨绛80岁寿诞时，夏衍曾为她题词：“无官无位，活得自在；有才有识，独铸伟词。”20年后，题词人已仙去，而杨绛仍活着。
她在这世界上，已经整整百年。她是钱锺书的夫人，是学者、作家、翻译家，是20世纪知识分子风华年代的亲历者。
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钱锺书去世后，杨绛也如此，她曾对记者说：“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
“缘起一面”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户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她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了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气质儒雅，“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牛棚”岁月
1966年，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的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即便在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她，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来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她的译本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