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洁玲
我跟王小波见过三面。
无法想象的是，第三次见面的地方，竟然是八宝山殡仪馆的一号大厅——追悼会现场，他躺在那里，与我阴阳相隔。那一天是1997年4月26日。
4月26日这一天，八宝山一号大厅外，大约来了300多人。除了王小波的亲友，大部分是自发前来的吊唁者。他们是首都传媒界的年轻人，哲学界、历史学界、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学者，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与王小波从未谋面的读者，有的甚至自千里之外赶来。奇怪的是，当中没有作家协会人员，没有一个小说家。
要知道，王小波是首先将自己看成小说家的。但是，到他死的时候，他的作品还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今天仍然没有。
上午10点的光景，追悼会开始。大家排成两行，有序地进入大厅，向王小波的遗体告别。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据治丧小组的人说，小波爱听这首曲子。
艾晓明提醒我，将《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三本书的封面摆在王小波身上，随他火化。她说：“他惦着这事，让他知道，封面已经做好了。”艾晓明是王小波的挚友、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是最早关注及评论王小波作品的学者。于是，我让胡贝将封面摊开，依次摆在覆盖王小波遗体的白色床单上，正好是黄、灰、绿三色。封面图案取自古希腊绘画中人类经历的三个世代，意境悠远古朴。
王小波遗容安详，只是额头有一块褐色的伤痕。据说，他是独自于郊外的写作间去世的。被人发现的时候，他头抵着墙壁，墙上有牙齿刮过的痕迹，地上有墙灰。他是挣扎了一段时间，然后孤独地离去的。
王小波没有单位，也没有加入作协，生前他说过：“听说有一个文学圈，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他是一个局外人，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
在追悼会上张罗的，我只认得胡贝和线条。胡贝是王小波从小一块儿玩大的朋友、某软件公司的总经理。线条是个秀气高挑的女人，她就是王小波小说《似水流年》里面漂亮而激进的女一号，大家都依小说里的名字叫她“线条”，其真名反而不得而知。
追悼会大厅是一个会堂，前方正中的舞台上是湖蓝色的幕布，横匾是黑色的，上面悬挂着几个大字：安息吧，小波。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围着王小波的遗照。照片上是青年时代的王小波，小眼睛、厚嘴唇，一脸稚拙憨厚。
出发之前，我曾请一位朋友为王小波写了一副挽联，上联是：以独立意志出神入化笑写时代三部曲；下联是：持自由情怀沥血呕心哭说乾坤万年忧；横批是：小波不死！
我问胡贝：“怎么没有用我发来的挽联？”胡贝说：“我们想让小波平平安安地走。”
“平平安安”？我琢磨着这四个字。
王小波生前在《南方周末》等报刊开设专栏。那段时间，他几乎参与了所有的文化论战，引起多方关注，很不平安。他的随笔机智幽默，文理双修的视野，从容不迫的气度，引来大批年轻读者的追捧。胡贝说：“他说的都是总结性的东西，特精辟，一锤子砸得你骨髓都出来了。”
4月16日前后，王小波的死讯传开，几个城市都有媒体报道此事。自那天开始，无数电话打到治丧小组和报社。此时，王小波的兄弟在美国，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北京只有老迈的母亲。他的好友胡贝说：“小波没单位，也没加入作协，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王小波母亲家）大院里面跟人借了一间二楼的房子，拉了两根电话线，接上一部传真机，作为“王小波治丧办公室”。此后每天24小时热线服务，接收全国各地的吊唁电话和传真。
还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小波是在北京西单的一个公共汽车站。那是1996年8月，公共汽车站是我们在电话里约好了的碰头地点。在广州的《岭南文化时报》上，我见过他的照片，并牢牢记住了照片旁附上的一句自白：“我这人老远一看不是好人，走近了还是好人。”出租车抵达西单时，我坚信没有看到照片上的王小波。车开过了一段，等我折回头的时候，已经迟到，仍没发现王小波，我认定他迟到了。
这时，从一群闲闲散散地站在路边的人里面，走出一个1米90的高个子。他有狂草一样的头发，身上的夹克衫和牛仔裤的皱折纵横交错，夹带着一路轻尘，仿佛是从附近某个工地走出来的。他迟疑地走近我，愣了两秒钟，我们才互相确认。然后我随着他拐进一条灰砖胡同。走着走着，不见了他，回头才发现他落在远处蹲着系鞋带，系好了，再拖着一双小船似的球鞋疾步赶来。前后穿插的自行车很多，我们交错而行，很难听清对方的话。天色灰暗，整个感觉就像走在一部粤语残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