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琳玲
杭州半山的安贤园墓地，寂静得只有虫鸣鸟叫声。
6月的风轻轻拂过一块八成新的墓碑，碑上刻着寥寥数字：“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46年的等待
2008年11月17日，经过46年的漫长等待，美国将军傅履仁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把司徒雷登的骨灰带回中国。下葬当日，到场的有时任美国大使的雷登，以及五六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是从京、沪等地赶来的原燕京大学校友。
司徒雷登与这片土地之间的奇特关系，就和他魂牵梦萦的回乡之旅一样充满痛苦的政治隐喻。
1955年，早在去世7年之前，79岁的司徒雷登就立下遗嘱：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安葬在燕京大学校园，与妻子的墓地为邻。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建交，这让追随他一生的秘书傅泾波看到了一丝曙光。他四处奔走，与中方高层沟通，以落实回葬事宜。
情势于1986年有了突破性进展——傅泾波接到中方通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北大方面允许将司徒雷登的骨灰以原燕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安葬于临湖轩。然而不久，有消息传来，北大方面有人发起联名上书，阻挠骨灰归葬之事。
1999年，北大方面再次提出，出于人道主义原则允许安葬，但要求“低调进行”。不久，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事，中美关系一度紧张，骨灰回葬之事搁浅。
历史学家林孟熹这样评价司徒雷登：“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他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
在中美关系历史上，司徒雷登是中国最家喻户晓的名字，虽然是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被记住的——每一个在1949年后上小学的中国人都能朗朗地背诵上一段：“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在毛泽东那些广为流传的文章标题中，只有两个外国人的名字曾被提及，一个是“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另一个就是他——“美帝国主义的官方代表”司徒雷登。
“回中国去吧”
光绪二年六月，作为美国传教士长子的司徒雷登就出生在小弄里的一幢二层小楼上。
老杭州人中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的逸事和段子：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杭州话，每到清河坊街王润兴饭庄吃饭，会对伙计说：“件儿（五花肉）要瘦，肥了倒胃；木郎豆腐（鱼头）多放胡椒，要烧得入味；响铃儿要熬稍！”
1887年，11岁的司徒雷登被父母带回美国。
大学毕业后，司徒雷登成为一名受学生爱戴的青年教师。他热爱教育事业，爱弗吉尼亚平静而熟悉的生活。可是作为海外传教士的后代，他的耳边总是盘旋着一个摆脱不掉的声音——“去海外布道吧，回中国去吧。”
1905年，司徒雷登带着新婚妻子艾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中国。
为了能真正地了解中国文化，司徒雷登专门聘请了一位中文老师，学习汉语和经史子集。他欣赏中国文化中温和的人道主义思想，尤为推崇孟子和王阳明的学说。
在浙北乡村传教时，司徒雷登觉察到父辈传教方式的狭隘与不足。他认为：没有必要让信徒们在新教和尊崇祖先之间左右为难；洗礼只是一种简化了的信教仪式……他的观点逐步为许多在华布道团所采纳。
1908年，司徒雷登被委派任教于南京神学院。为吸引中国民众对基督教的兴趣和关注，他在布道和福音写作中，常常引用儒家的学说来诠释基督教义，以“大同主义”来比喻和描述将福音传遍地球的使命。
这位思想开阔的年轻传教士积极地介入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逐渐成为在华传教士中的佼佼者。
自嘲为乞丐的
“燕大之父”
1918年，一封来自北平的邀请信改变了司徒雷登的人生轨迹。他被力邀出任即将合并的两所美国教会在华大学的校长。
一名教员曾这样回忆燕大刚刚合并时的惨淡局面：人事内斗不休，校舍简陋破败，设备缺乏，学生不足百名，多数教员没有大学教授的资格，学校年年财政亏空。
为弥合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司徒雷登主动放弃了不管筹款的就职条件。他先后10次漂洋过海到美国，和副校长鲁斯博士等几位筹款人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在任何有可能筹到款的场合演讲，向各种潜在的捐款人做说服动员。
“我每次见到乞丐，就感到我们属于他们这一类。”在一次筹款旅行归来时，司徒雷登如此自嘲。对一个以谨守清贫为荣耀的传教士来说，不得不向有钱人低头是一種痛苦而屈辱的经历。为了从美国铝业大亨霍尔的遗嘱执行人那里得到遗产，他一次又一次接受难堪的拷问，在几年中为燕大争取到150万美元的捐赠。他努力和富豪大亨结交，成为福特和洛克菲勒家族的座上宾，并最终使得洛克菲勒家族成为燕大最重要的资助者。
